追查国际关于中共对外宣传系统的最新调查报告

追查国际在此报告了中共对外宣传是在冷战结束后仅存的共产独裁政权进攻西方民主所进行的一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是从精神意识方面获取对西方的控制权，配合中共的全球统战战略。

报告中列举的大量证据显示，中共对外宣传渗透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清晰的，被中共选中的宣传洗脑重点是对像国的主流社会中上层人士，包括政界人士、工商界人士、新闻界、学者及海外华人“因为他们或是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或是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或是影响着国家的思想舆论”。

前言 1
背景 2
一、 中共对外宣传全球策略 3
1 跨国境传播与国际战略 3
2 对外宣传官员忌用“宣传”一词 4
3 外宣重点统战的对象 4
4 通过商业运作影响国外传媒决策 5
5 实行新闻发言人制，统一口径 8
二、 中共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10
1 中共主要外宣媒体在全球范围的覆盖情况 10
新华社目标要“把地球管起来” 10
中国新闻社是港澳台及境外华文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英文缩写CRI）节目覆盖全球 10
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电视第九频道（CCTV-9）覆盖全球98%的陆地和海洋 11
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基本实现全球覆盖 11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行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中国日报发行范围覆盖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2 利用西方媒体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11
三、 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进行全球意识形态统战 13
1 利用广播、影视、书刊及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的渗透 13
2 为打退“国际敌对势力”的人权批评中共高举人权招牌 16
3 发展互联网开辟对外渗透新渠道 17
四、 结语 18

前言

视德国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为 “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1]，在1949年武装暴力夺取政权后，以改“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2]的名义肆意搜刮掠夺民间财富，把国家的全部资源迅速掌控在手中, 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3]，写入中共第一部《宪法》[4]。随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独裁者的意志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指引”写入中共第二部宪法[5]，向全民灌输，强迫中国大陆民众背离中华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中共五十多年来的暴政统治，造成八千万中国人口非自然死亡 [6]。如何应对国际社会的反应，作为中共统一管理对外宣传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对外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其任务就是推动外宣媒体按照中共意图“向世界说明中国”，输出中共意识形态，影响西方的公众意志和外交政策,引导国际社会舆论迎合中共所需。

背景

早期，中共对外宣传的渠道主要是靠喉舌媒体新华社。1955年12月，时任党魁毛泽东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7]。那时，中共已显露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野心。基于这一目标，在1958年8月，原来“各自为战”的对外宣传由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统一领导，组长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8]。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酿成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引起国际社会包括海外华人的强烈谴责[9]。同年7月，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主席在巴黎举行会议，宣布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措施制裁中共[10]。此时，国际形势剧变：柏林墙倒塌，东欧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国际人权运动处于兴盛时期。在此大背景下，中共头目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11]，有所作为” 的对外策略，意在麻痹国际社会，实施蓄势待发的战略欺骗。中共为树立“良好”形象，走出困境，加大对外宣传渗透的力度，在1991年1月成立了对外宣传最高机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1993年3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两块招牌，一套人马，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由党直接操控[13]。同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改称为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1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有同级的对外宣传办公室（新闻办公室）[15]。

1998 年3月，中共再次重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16]，由党直接操控。同年4月始，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17]。中央外宣办对外仍称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提供信息、对外联络及协助传播媒介、联系沟通等形式进行更策略性的意识形态渗透。除设置负责文件、行政事务管理的秘书局和负责下属机构的人员管理和培训工作的人事局外，内设的七个局[18]，围绕着如何对外输出中共的意图发挥各自的职能(功能)。

1999年7月20日，中共和江泽民公开宣布对信仰“真善忍”的民众镇压，认为 “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19]” 这次，中共吸取了89年“六四”屠城后被国际社会孤立制裁的教训，加上积累了共产主义近百年的整人经验和极端残暴的手段，对法轮功民众的迫害由公开渐渐转入了隐蔽，形式上也更具欺骗性。9年来，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积极追随、参与迫害，利用新闻发布会、文化交流、国际互联网络、广播、电视、提供书籍资料等多种场合和形式向国际社会散布谎言，诬陷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种种罪行开脱，运用各种手段令国际社会对这场群体灭绝性的信仰大迫害保持沉默。

本报告主要是针对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以下称：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通使用）如何利用对外宣传的各种渠道作为输出中共意识形态、施行迫害人权手段的事实所作的调查报告。

中共对外宣传全球策略

中共对外宣传是在冷战结束后仅存的共产独裁政权进攻西方民主所进行的一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是从精神意识方面获取对西方的控制权，配合中共的全球统战战略。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把对外宣传称为是一项“争取人心的工作”和“斗争”。赵启正说“在这个斗争中，要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打主动仗，力争先发制人，争取主导海外舆论。要做到让海外舆论跟着我们走，…要在美国等西方重点国家主动宣传中国，引导世界舆论，这不仅需要有较高的艺术性，更需要有统揽全局的战略性，要更加有意识地将力量向重点地区和国家集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坚持不懈，争取在重点国家、重点对像和重点媒体等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20]

1 跨国境传播与国际战略

89年“六四”后，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直接指出：“对外宣传的工作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搞好对外宣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21]”

1999 年2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亲自慰问外宣官员，肯定他们为树立中共“良好形象”,“改善外部舆论环境”，取得了 “良好效果”。江并指出对外宣传工作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党中央历来很重视”，要大力宣传中共执政5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服从和服务于“整体对外战略”，一定要“着眼于增进外国人的理解和支持”[22]。

1999年10月底, 江泽民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利用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的书面采访之机，亲自对外宣称法轮功为“邪教” [23]，为中共喉舌媒体抹黑法轮功定下统一口径，并一直沿用至今。

2000 年3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任编辑郭景哲在论述其反法轮功的外宣心得时说:“谁能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最先告诉受众，谁就能争夺更多的受众，反之就失去受众。新闻的时效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我们同西方舆论争夺受众的政治问题…在对外报导国内揭批“法轮功”时，我们照搬对内宣传的一套，用了一些名词术语，外国受众很难理解和接受。后来，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已经明确指出‘法轮功’就是邪教，外国受众一下子就明白了，接受了。这有利于争取国际舆论，…[24]”

2000年1月25日, 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作了总结讲话，要求“根据国际舆情变化，积极地表达中国的观点。对外宣传工作者要加强调研，制定规划，探索规律，提高效率”。各地负责外宣工作的官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新闻发言人、中央对外新闻宣传单位负责官员和部份驻外使领馆的官员参加了会议[25]。

在2001年1月13日至15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强调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外宣工作的要求…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6]。

2003年，新华社副总编辑夏林在“‘喉舌’的力量”一文中提出“信息是一种战略资源。谁掌握了信息传播源和信息传播载体，谁控制了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络，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社会，谁就能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抢夺并占领住制高点，掌握主动权”[27]。

2004 年，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在北京外交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同样也谈到了“占领住制高点”的问题，他说 “媒体对事实的报导并不是十分客观的”，“谁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所谓制高点就是人家相信你的观点和消息。舆论宣传作为各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一种战略武器，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28]” 同年5月13日，赵启正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时提出“全球传播”是中共“战略视野的全局性工作”，是“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份”[29]。

2004 年9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纪念新华社英语对外新闻开播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新华社“着力做好那些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对国际舆论具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落地（被媒体采用）工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来研究和谋划”，“要加强与外国主流媒体的联系”，努力扩大 “全球范围的覆盖面”，“更多地占领国际舆论阵地”，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报导“做到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把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30]。

2 对外宣传官员忌用“宣传”一词

在2004年，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提出“在围绕诸如人权、台湾、西藏、新疆、中国威胁论、法轮功等敏感问题与境外舆论的斗争中，外宣媒体可以大有作为，但前提是必须注意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注意宣传艺术。[31]”

同年，赵启正在北京外交学院演讲中谈到他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时说，“有人问我：‘你们今后的任务是什么？’我说：‘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不说‘宣传’，因为；‘宣传’这个词很容易被反用。向世界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政策…反击对中国的攻击，就这么简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32]。

2005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钱小芊[33]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主管的西藏工作“不用‘宣传’二字，而是用‘说明西藏、说明中国’来阐述”。钱小芊认为这“才是最有力量，最有说服力的”[34]。

出于这个考虑，中国官方文件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英文翻译从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改成了 Department of Publicity。同样，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官方正式翻译是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fice of CCP Central Committee。

3 外宣重点统战的对象

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认为“对外宣传应该以对像国的中上层人士为重点对象，包括政界人士、工商界人士和知识份子，因为他们或是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或是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或是影响着国家的思想舆论。而我外宣媒体，则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将重点工作放在对像国的主流媒体，加强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要与外国媒体著名人士交朋友，建立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做好外宣工作。” 而“华侨华人和我留学生是我国外宣的另一重点对像…现在境外有数千万华侨华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已进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甚至成为颇有影响的精英人物，外国人往往通过华侨华人了解中国，他们可以起到独特的桥梁和辐射作用。[35]

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讲时声称：“我们还跟外国媒体展开交流。不仅是像特纳（Ted Turner）这样的大人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法国最大的世界杂志出版社、德国的贝塔斯曼，世界最大的书刊出版社，我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赵启正还举了一个实例，说他自己如何成功说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取消了CNN新闻的片头有关89年“六四”时有个青年挡在坦克前的镜头：“他问我CNN好不好，我说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一小时一次整点新闻的片头有很多国际重要政治事件的镜头，其中有‘六四’政治风波时一个青年人在坦克前走来走去的镜头。我说，这个镜头你放了十年；他说，不是我一家电视台，都这样放；我说不，就你一个人，别人早就不放了。他当时就对旁边国际部的主任说：‘你为什么老放这个镜头，美国也有类似事件。你看我怎么处分你。’我说：‘死缓吧，让他先改造。’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据说，他回去真的说了那个主任，那个镜头也被取消了。[32]”

2001 年9月16日至18日，由中共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南京举行，据称到会的境外媒体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一百三十多家，一百五十位世界华文传媒高层人士参加。中国大陆也有60多家新闻机构参会。中共主管宣传和统战的各级官员参加了会议并作指导性讲话。“论坛”的议题有：“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与应扮演的角色”、“海外华文媒体与国内媒体如何加强合作”等。论坛就中共的意识形态统领对外宣传和“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 这一宣传策略引导海外华文媒体进行充分讨论和出谋划策[36]。

2003年，邻近港澳地区的中共惠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黄琼基提出“要充分发挥统战在港澳的既有优势，主动加强与港澳新闻媒体的联系，进一步做好媒体中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转化工作，特别要注重加强与港澳 ‘四报两刊’的沟通联络，争取主要新闻媒体与我建立良好关系”。同时,他还提出“加强对‘送上门对像’的统战外宣工作。…入境从事经贸旅游等活动的外国人数将会越来越多。…要有组织地开展各类投资者、专家、留学人员等联谊活动，广交朋友”[37]。

4 通过商业运作影响国外传媒决策

中共惠州市委统战部部长黄琼基主张要“努力使统战外宣工作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寓统战对外宣传于经济交往中。同时加强与国外媒体的联络，特别要争取与美国和西方七国工业集团的主流媒体沟通，注重与国外媒体驻我国境内人员联络感情，深交朋友，有计划地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通过他们建立境外宣传阵地，扩大统战外宣工作领域[37]。

2003年9月23日，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在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为“借船出海”——大陆报刊直接提供专版给海外媒体造势，声称“现在，国外媒体趋之若骛，抢滩中国大陆市场，并大有斩获”，刘泽彭进一步动员诱惑说“海外华文媒体也要善乘长风，善舞长袖，不失良机… 利用地缘优势，在配合中国媒体走出去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商机”[38]。

由中共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吴玉荣[39]，在2002年时提出“国外的传媒特别是一些跨国传媒集团说到底就是一个商业机构，其最终目的就是赚钱。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商业的规则来限制、影响国外的主流媒体，如通过调整与西方传媒公司的商业关系，通过限制或批准这些媒体公司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来影响这些传媒公司的决策层”。吴玉荣还举了一些成功的经验:“90年代中期我们就先后通过允许新闻集团（News Corp.）在中国发展卫星电视而使其终止了反华的BBC的“世界电视节目”，通过限制“迪斯尼”在中国的经营活动打击其参与制作分裂西藏的节目也颇有成效”[40]。

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又译梅铎），在1993年，以5. 25亿美元的大价钱，刚买下了香港卫星电视( StarTV) 63.6% 的股权（于1995年购入其余下股份）[41]，不久即宣称，“卫视对全世界的极权政府构成了明确的威胁”。在他讲这番话几星期之内[42]，1993年 10月5日,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明确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各地的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一律禁止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播放的电视节目”[43]。

为能够在中国大陆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默多克改变了态度，尽力迎合中共政权。首先，他毫不犹豫地让曾实播中国人权状况的记录片而引起中共不满的BBC(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出局[44]；1996年3月25日，新闻集团全资拥有的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与两家中方公司合股在香港成立了“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45]。这两家中方公司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管理人员刘长乐[46]（现为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旗下的“今日亚洲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的“华颖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8月28日，凤凰卫视开播。

1999年8月21日，凤凰卫视欧洲台在英国伦敦正式启播，全面覆盖欧洲25个国家。

2001年1月1日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凤凰卫视美洲台正式启播。凤凰卫视美洲台成功地在美国落地，中共媒体称这“标志着凤凰卫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全球的覆盖”[47]。

2001 年3月间，新闻集团（News Corp.）执行副主席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是鲁珀特·默多克的儿子）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个商业会议上，诋毁“法轮功”是一个“危险的末日教派”。他同时还指责某些西方传媒和香港的一些媒体热衷于对中国进行负面报导[48]。消息一传出后，中共的多家中央级喉舌媒体如《法制日报》[48]、《解放日报》、《人民网》[49]和《中新网》（由中国新闻社主办）[50] 等即时追炒。而“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詹姆斯讲这番话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51]。

2002年 3月 28日，新闻集团亚洲全资子公司星空传媒集团[52]旗下频道星空卫视被允许在广东有线网落地播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境外电视频道通过国内有线网落地播送。但交换条件，就是新闻集团协助中央电视台第九套电视节目（CCTV-9）在美国和欧洲落地。当时鲁伯特·默多克认为：这是新闻集团“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和“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的开端。[53]” 新闻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还表示，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曾指出新闻集团在中国应该有更大的发展机会，这“令人感到鼓舞” [54]。

中共官方媒体的报导则说“新闻集团的成功秘诀就是寻找与中国政府的共同点，在长期的合作中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53]。

2003 年10月7日至11日，鲁珀特·默多克一行应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邀请访问中国，10月8日，鲁伯特·默多克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 [55]邀请，向“中共掌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发表的演讲”，其演讲词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形容为：“煞费苦心的、充满讨好意味的话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演讲者对于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渴望和焦虑”，但是“如果抛开其功利性的图谋不论”，“许多论点是深刻并且中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把握传媒产业的真正价值是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的”[56]。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李长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鲁珀特 ·默多克一行。李长春希望新闻集团在促进“让世界了解中国和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57]。

事隔一年后，即2004年10月 28日,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44号令）[58]出台,自同年 11月28日起实施。《规定》包括“不得设立外商独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须由中方委派”和“合营企业中的中方一家机构应在合营企业中拥有不低于51%的股份”，“合营企业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和同类的专题、专栏节目” 等一系列苛刻条例。

2005年3月4日，就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实施（44号令）有关事宜的通知”[59]，其中特别强调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要切实把握好“内容导向”，“了解境外合作者的政治倾向和背景”，“防止境外‘不良思想文化’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节目制作领域”，中共媒体随后发放消息“这意味着，在中国已有合资计划的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等外资影视巨头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度扩张它们的影视制作业务” [60]。

2005年7月13日, 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61]在全国广播影视对外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广播影视对外工作是反西化、反分化、反渗透，维护国家安全，守好舆论阵地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关注境外卫星电视的管理工作，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确保辖区内允许播放的境外卫星电视接收用户信号全部来自于中央监管平台。这是考察检验各级广电部门境外卫星管理水平的一项简单明了的硬指标”[62]。

2005年8月，北京方面正式取消了准备允许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中国各地扩大其广电播出的计划[63]。9月19日，美国的Bloomberg刊登了“默多克说新闻集团在中国撞了墙”（Murdoch Says News Corp. Has Hit ‘Brick Wall’ in China）一文，谈到日前在纽约一场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组织的会议上，默多克承认新闻集团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触礁。他还提到中共当局原本承诺，但如今对境外媒体再次关闭大门。看来至今默多克仍不甚解，念念不忘实现共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要“把地球管起来” [7]的中共当局，只会去“更多地占领国际舆论阵地”[30]，哪有将舆论阵地拱手相让的道理。

新闻集团真正的教训，正如《经济学人》报导的，“投入十年的时间和大笔的金钱与中共高层建立起的关系并未能给默多克先生带来多少好处。在汲取完星空卫视公司的专业技能之后，中国方面也许不再需要默多克了”。 (a decade spent investing time and money to build relationships in China seems to have done Mr. Murdoch little good. Having milked Star for its expertise, the Chinese may well feel they no longer need him.)[64]


5 实行新闻发言人制，统一口径

1993年始，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负责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和协调国务院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工作。2004年12月28日，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正式对外宣布，中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三个层次即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65]。

显然，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统一宣传口径；通过新闻发布替中共掩盖迫害人权事实，编造谎言、煽动仇恨；同时封锁不利树立中共“良好”形象的信息。

1）混淆概念，统一口径把中共等同中华

中共驻外使领馆的新闻发言人，长期混淆视听，黑白颠倒，一旦谁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谴责中共的残暴，一概诬之为“反华”。以下仅举两例：

例一，在2001年1月16日，拥有加拿大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张昆仑教授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CTV）访问时说，他于1996年4月持中国护照返回中国大陆教书[66]，99年7月20日以后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多次逮捕并受到酷刑折磨，包括遭到中国公安人员高压电棒电击。张昆仑说，“一名姓张的警官还声称： “只要你是法轮功，我们可以对你做一切而不必负任何责任。如果你被打死了，我们就告诉外界你是自杀”。张昆仑被迫参加洗脑班、写悔过书（放弃修炼的书面保证），并被勒索一万元人民币[67]。两天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就张昆仑的记者会发表攻击性谈话，诬蔑加拿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遭受中共人权迫害的张昆仑教授的声援是“掀起新的反华浪潮，破坏中加关系”[68]。

例二，2005年1月28日，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把揭露共产党执政五十六年来如何残害中华民族、摧毁中华文化的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说成是“反华文章”；法轮功修炼者讲真像、揭露中共实行群体灭绝性的信仰大迫害，被中共新闻发言人说成是 “反华滋事活动”，并诋毁法轮功为“从事反华政治活动的反动组织”[69]。

2）封锁消息

2003 年11月23日，中国司法部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导工作的通知》，发布“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 司发通〔2003〕135号，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导的通知要求”“要及时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的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上级新闻宣传部门请示汇报，按照统一部署进行。司法行政系统内发生的突发事件，主要包括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司法人权问题、重要押犯情况、“法轮功”…情况等。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不做公开报导” [70]。

2005年6月27日，华北电力大学党委宣传部在发出的《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内突发事件新闻报导管理暂行办法》通知中规定，包括：1.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发言人接到突发事件报导后，“依据已确定的报导口径和学校领导的指示，立即制定新闻报导方案，密切关注并调控校内外舆论”；2.“新闻通稿需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同意或经学校主要领导审批后，方可统一对外发布”；3. 未经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下列校内突发事件不进行公开报导，不接受校外媒体采访，如，涉及外国驻华使领馆、外国驻华人员、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的重大突发事件；涉及民族、宗教、人权、“法轮功”等问题的重大突发事件；突发性“非法”集会、学潮、骚乱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等[71]。

北京时间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强烈地震后，中新社全社上下先后在5月12日、13日连续召开四次专题编前会进行部署研究， “连续三次发出报导提示，要求灾区分社切实落实中央有关精神与总社相关部门和其他境内外分社配合” 进行报导。“中新社及时转发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消息，转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重要稿件，重要伤亡数据严格按照规定发布、敏感问题慎重把握。[72]”

据中央社记者任纹仪台北2008年6月16日报导，中国四川维权人士黄琦日前（10日）在成都遭官方逮捕，他的母亲蒲文清今天得知，警方是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理由逮捕，将被拘留一个月。蒲文清表示，四川地震后，黄琦前往灾区发放救灾物资，“他每天都待在灾区，从来不出来”，但当局却指控他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有媒体称，黄琦是因为报导地震死难学生家长的不满而被捕[73]。

3）煽动仇恨，推行群体灭绝政策

要人们认同中共迫害法轮功，首先就要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编造谎言诋毁法轮功。如，2001年8月18日，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门前，开始为263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265小时连续和平请愿”，同时呼吁紧急救援目前仍被拘捕而生命垂危的大陆学员[74]。 2001年8月27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法轮功”这一举动“表示愤慨”，还反过来造谣说法轮功“至今已在中国国内导致近 1700名练习者死亡，使无数家庭破裂，妻离子散”[75]。

2002年7月22日，中国驻美新闻发言人谢锋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制止”、“铲除”“法轮功”[76]。

4）营造有利中共的国际舆论环境

2004 年3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题为《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的白皮书。其中内容提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逐步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使公民享有了更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77] 。而事实上，在中共严厉的新闻管制下，89年六四惨案真像、迫害法轮功的真象从未见诸于中国大陆的任何媒体的报导。一个独裁政权在其体系中要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只能是为了加强言禁。自1991年以来，“国务院新闻办第八次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白皮书”[78]，为中共树立“良好”形象，洗脱迫害人权的罪名。

2005年3月30日，据新华网报导，赵启正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采访时说“每月，境内境外的主流媒体总能从国务院新闻办接到数封邀请函, 他们关心的所有问题诸如台湾问题、宏观调控等，几乎都涵盖在这些新闻发布会中[79]。赵启正答中国网记者问时谈到“美联社驻京首席记者告诉我，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都是他们的报导重点”[80]。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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