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党”前还保留着“共产” ，改革就是枉淡！
一、能否政治变革，取决于出现一位有气象的人物如刘光武、王安石、曾国藩、康有为、孙文、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胡锦涛团队有这种气象吗？有这种有气象的人物吗？
《华尔街日报》说吴仪是“一位强硬的谈判专家”，那么就应该清楚：吴仪仅能被用为将，不是领军人物。她可以被当作车、马、炮，拿去完成某项别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却不能确立时代的方向，这不只是说她的职位，也包括她个人才能，她不是帅才。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气象，而是干练、智巧和咄咄逼人，仅此而已。无论从中共的建制还是个人才力上考察，吴仪都领不了军。不能用她说的话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
政治改革之路没有！
中国需要的也不是铁娘子，而是博厚载物，春风化雨式人物。是让人一触就感到不凡气象，既超然又浩然虎虎逼人。已故紫阳老人有一句感叹：“做了总书记，更感自己不是战略家”。铁娘子就是铁娘子，“铁”这种东西无非是硬、韧、主见、果决、负责任，从铁里寻不到战略家，战略家的要义是知所进退，敢于破又勇于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战略家所自觉承担的责任都只对人，是生灵而非理念虚名。江、胡两代政权里找不到这种人物。他们喊改革是实际危机的逼迫，因有腿却无下脚的路，他们是为落脚制造口号，把口号用为举步的依凭。骗骗自己、欺欺民众。但改革并不是编口号，而是对着阻碍社会前进的瓶颈。那酿造矛盾、发酵危机、阻得社会发展的瓶颈到底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反映它，而后才能克服它。它是什么，在哪里都还摸不着脑门，又谈什么改革它。
从毛泽东归阴，共产党就喊改革，改来革去不是矛盾更普遍，危机更深重了吗？何哉？因共产主义是改革不得的，对它只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实，可以被改革的必须后天里外力加上去的错误。而中国社会的危机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从始原上带有的罪恶－－共产做为主张所涵的就是罪恶。共产是原罪的制度，不可能被改革！
在一个有气象的领袖主导下，吴议可以被委派去占领制高点，为形成中的新观念开山劈道，立大功。在一个遇事无主张，敷衍渡日，八面融圆的碌碌庸辈手里，吴仪也能去完成别人所完不成的任务，但她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吴仪至多充充关羽、张飞、赵子龙，不是预见大势、规划未来的诸葛亮。就别指望她说几句话中国就会发生奇迹，那是没有门的！
要想见到改革的奇迹，不能缺少的条件是－－气象人物的出现。气象人物的首要素质是：他知道什么是“该”，又知怎么去“应”这个“该”。有敏锐的嗅觉，能随时随地地感应时代脉博，准确地把握酝酿中的观念，知将兴者又知将亡者，有把正形成中的新观念提升为普遍观念的勇气和自信。共党高层里没有这种人物。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温家宝是有些博厚载物的品质，但他缺少观念上的训练，没有破立气概，可鞠躬尽粹，却不具有炸毁他所在的这个官方肿瘤的果决，他不是重建官方社会的大智慧，或许与他的职份有关，不敢妄断。其他如胡锦涛等，全是贫夫、鸟雀。高层不是有无改革气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成熟政治人物的问题，这批人从“才”到“学”统统是些酒袋饭囊，声色犬马，又能何为？
因此我们需专门来谈淡气象。在下照抄大师谈气象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蔡先生的人格气象
“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的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音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旧日谓之气象或气概，亦谓风度和气度。“诚于中，形于外。”一个人如果有一种伟大的人格，他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用近来常用的一个名词，他有一仲“人格美”。
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晋朝人常说及名教与自然人格的对立，其一部分的意思，亦是想分别这两种人格。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我们常听人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真风流。”这都是就英雄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说。
所谓名教有时亦称礼法。所谓名教或礼法，不是指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名教礼法。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名教礼法，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社会的名教礼法。……用现代话说，任何时代都有守纪律与浪漫的人，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也不同。
在旧日典籍中，记述人的气象有两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是《世说心语》。《论语》记述孔子一个人的气象，其气象是所谓君子气象。《世说新语》记述魏晋时代一时代人的气象，其气象多是所谓名士英雄的气象。
什么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子不是君子，是乡愿，假名士不是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不是英雄，是流氓无赖。……
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元培）可以当之无愧。《论语》说：子贡以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孔子。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批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的心，所谓开口见心是也。”“恭”，朱子注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让也。”真修德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凡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实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说到“君子”，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这“以为”是错误的。孔子最注重“直”，最压恶“巧言令色”。上文所谓易直，就表示君子亦是率真的。不过他是发乎情，止乎礼。所谓止乎礼就是止于纪律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与名士英雄的“不羁”，又有不同。
据蒋梦麟先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先生要求免收讲议费，争辩过久，蔡先生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用近来有些人所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
有些人又以为，所谓君子，大概就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这“以为”也是错误的。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礼记．儒行》说：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他“不亿诈，不亿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夺”，所以，“难枉以其非道”。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是如名士英雄多凭直觉。
蔡先生之待人，有时我们觉得他过于宽。尤其在晚年的时侯，我们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这些事有些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这就是“可欺以其方”。他早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个好好先生，“粥粥若无能”。但遇到重要的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的。他的主张定了之后，不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
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绝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超然物外，萧洒不群。这“以为”亦是错误的。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正表示君子与事为之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意。这并不是说，他于事为中，做事三心二意，身在巍阙，心在江湖。而是说，他做事是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心里。君子亦可以超然物外，但其超然物外，即在事为之中，他不必放弃了他在社会中的责任，然后才可以超然物外，这是他与名士不同之处。
蔡先生在民初做到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这与他常常“难进易退”可以见之。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的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第二篇：《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
有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她公开地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先生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到会的人很多，座无虚席蔡先生一进了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地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像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也没有人想到要有什么口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蔡先生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个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先生接着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蔡先生的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言语，使几百个到会的人都高高兴兴地满意而去。
我想他们是应该满意的。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口，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
后来我的学习深入了一步，对于这种精神境界的内容也逐渐有所认识，有所理解，有所体验。我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句成语把它总括起来，这句成语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很欣赏宋朝道学家程明道的一首诗，诗说：“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他的生活状况，第三、四句是说“道中庸”，第五、六句是说“极高明”，第七、八句是说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成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我认为，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和气象是和程明道相类似的。现代的人谁也没有见过程明道，但是，他的学生们所形容的话是有记录的，我是把这些记录和我心目中的蔡先生相比较而说上边那句话的，相信不会有大错。
清朝末年，废除了科举，但到了民国初年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清除。人们还是把当时的学堂的等级比附为科举中的等级。人们把县立的高等小学毕业生比附为秀才，把省立的高等学堂的毕业生比附为举人，把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比附为进士。清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大的前身。我进北大的时候，北京的人还称它为大学堂，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个布告一出来，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做官的人。在陈独秀身上，人们也逐渐了解文科是做什么的了。
蔡先生在为文科换了新学长，又陆续聘请了全国在学术上有贡献的知名学者，到北大开课，担任教师，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资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树立起来了。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受到了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
照着这个价值标准，蔡先生在聘请教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的政治派别和政治意见，只要他在某一个专业上有贡献，有地位，就请他来开课，担任教师，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多说了。
兼容并包的另一方面，是对于老、中、青的兼容并包。蔡先生聘请教师，不论资排辈。所聘请的教师中有六七十岁老师宿儒，也有初露头角的青年。在当时的教师中，大多数是青年，有些学生的岁数比有些教师还大。有一批教师是卯年生的，被称兔子党。在干支轮换的那一轮中，卯年生的人在一九一八年是二十七岁。
在这两方面的兼容并包中，蔡先生把在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
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北大的这种局面是有方向的，有主流的，那就是新文化运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人们都承认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之所长，以救亡图存，但是，究竟什么是西方之所长呢？则有不同的说法，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到了民国初年，对于西方之所长才有比较全面和深人的认识，认为西方之所长虽有许多方面，但其根本，在于文化，其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对于西方的摸索是摸到底了，话也说到家了，所需要的是照着这个线索努力创造中国新文化。这个努力就表现为新文化运动。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发表的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明显地支持了这个方向，确定了这个主流。这个布告一发表学生们和社会上都明白了，有些话就不必说了，都不言而喻了。以后，蔡先生又陆续请来了当时致力于新文化的各方面的领导人物，如李大到、鲁迅、胡适等，使他们聚集到北大，用北大的讲坛发表言论，扩大影响，于是北大就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先生是这个中心的主将。这位主将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领导着北大走在前边，影响所及，全国响应。
蔡先生这位主将，在关键性的时刻也亲自出马，亲自动笔写文章。他回答林纾的长信和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写的长序，都是这一类文章的代表作。前者是批判旧的东西；后者是支持新生的事物。
这个运动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到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达到了一个高潮，人们现在都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同义语，这是笼统的说法，详细地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段落，若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应该从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当校长那一天算起。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用旧日的话说，他是中国的一代宗师，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中国现代的大教育家。
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也有人矫揉造作，自以为装得很像，其实，他越矫揉造作，人们就越看出他在弄虚作假。他越自以为很像，人们就越看着很不像。
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蔡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这句话并不是泛说，这是我从和他直接接触的感受中所得的结论。
请求读者的愿谅，这种引文太长，我试了试，舍弃那里都觉不行。想借这些引证让读者明白气象究竟是种什么东西。并以此来对比两个人和一种文化。这两个人一是吴仪，二是胡锦涛。看看他们哪一个身上能让人看到蔡先生身上的这种气象。连气象都看不到又何谈什么改革？这对吴仪是不应求的。就算胡锦涛真想改革就能改得动吗？须知，改革的问题不仅有个真想改还是假想改，更重要的是改革者得知道改什么。改革者必须明确这个社会在以往是对什么负责？应该对什么负有责任？责任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的？不先回答这些问题，就是空谈。从胡锦涛的表现来看，他懂吗？不懂！一丝一毫也不懂！他又怎么能改革呢？
二、吴仪、胡锦涛还搞不清什么是责任，责任出于哪，又何谈改革？
改革，改什么呢？其实就是改责任。由于以往所负的责任失当，才造成了社会对抗，改革就是用新的责任来取代旧的责任。
什么是责任呢？
首先，责任是被负的对象，只有能负才形成责任。因而能负责任的是能力，负责就是人的行为。被责任所负的只能是性质，因性质自身没有负的能力，又不能不表现，所以才需要由能力来承担。没有能动能力的事物其表现与存在统一在一起，有了能动能力其性质的表现就由能力来完成，可见责任已经间接了一层，需要外来的环节。人是一种物质存在，当然有性质。人又是一种有本己能力的存在，所以人的物质性质得由它的主观能力来实现。这就叫做尽性。尽性是一切责任的源出。
责任有两种：一是来于社会，二是来于自然。
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社会就是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如何联系的职能。凡处于一定社会职位的人，都从社会那里领受了一份责任：他得按照社会的规定去履行。这样的责任是后天意识赋予的。这种责任的对象是派生的、具体的、非泉源的，是经验可直接面对的。
还有一种责任是根本的，因而也是天然的，即是由于生命的存在，比如：“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任何人都是在天生上与父母有这种联系，不是靠任何主观的约定，也不须法律的责成，就对这一联系负有不由分说的，不能推卸的责任。天然责任的来源是天－－是天让人成了人的，成了人就秉赋有对自己所属的类的责任，比如：“与国人交，止于信”。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负有待人以诚的责任，并不须血缘，利害，约定……等任何理由，为什么呢？就因人是有理性的，理性造成了联系，联系既反映外部世界又反映内部世界。而人的内感是不能从外部做观察的，只有靠诚才能保证交往内容的可靠。仅仅因为你是一个人，你就必须承担起互间的诚信。这样的责任叫做义务－－义务里的这个“义”字就是表示不由分说和不容商量，在我们文化中，叫做“度己及人”。它的根源就是：人类成员中人人都是人，有一样的性质和能力，当然在实现性质上也应平等，怎么来达到这种平等呢？通过你对自已的体验来度量同类，把对待自己的标准普及于全体。这一点虽有法律的约束，道德的倡导，但法律和道德只用为保证的条件，并不是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就是人是自然事实，人的存在就是顺其自然。因顺其自然才派生出意识机能，因意识而有联系，因联系才形成社会。所以归根结蒂－－社会也是出于自然，因而责任的总根原就是人的自然性。
责任就是能动能力对天命之性的遵守和捍卫。
其实，责任就是因为人有性，有性就不能不表现，个体的性是在类和环境的联系中实现，实现就不能不有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哪里来的？答曰：这个界限就是个体的独立性和性质上的共同性，它不是来自任何主观要求，而是天然。因而我们才说：责任就是能动能力对天命之性的遵守和捍卫。它表示因为你“是”一个人，不须任何主观上的理由就必须承担起：对自己所属的类的每一成员都对等相看的必须性。
因为在人的“是人”里人已有了性。既有了性，就不能不尽性。尽性就是负起责任：因为人的性是一个问题，人的尽性是另一个问题。
人的性永远不会出差错。尽性是间接的，就有出差错的可能。
人是在互间联系里尽性，性的尽所满足的只是自我，互间联系所意味的却是所有成员和共同背景，意志的使用才应对此有所关照。尽管人对互间联系的把握是靠了意识能力，但所把握到的那些联系并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出于天。人有些什么，人在世界，在类联系里处于什么位置都不是由于自己，而由于存在，属之生命的事实性。可见是人的存在决定出把握的能力，决定着个体的尽性必须对自已所属的类承担义务。因而在个人的尽性里就赋有对每一个人以及每个人的尽性的尊重。其实，这种关系就是主观对客观的承认和遵守。天不是给一个或一部分人以性，而是无差别地给每一个人以性，每个人的主观能力都是用来尽性的。因为性不是直接地尽，而是通过能力来尽，所以能力的应用就必须以客观赋予的独立性为原则。
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对同类有一份对等尊重之义务。就因人在是人上已处在同类中，处在宇宙联系中。这种联系不是由主观力量要来的，而是授之于不可抗拒的天力，所以这样的联系就叫天经。
人不仅存在了，还从存在里派生出意识，天经就得通过意识，一经意识的体验天经就成了义务。没有义务，天经不能得到维持，天经不得维持，人类就无法存在。尽管社会联系中的责任是来于主观，但社会的本身却是由于天造的人，及天赋予给人的性，所以说责任或义务的根源是自然。因此说即使是社会联系也是对人的自然性的承担。是为了人人能够更充分地尽性。
能履责的是能力。被责任所负的是天命之性。所以责任来于天命。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究竟是人对社会负责还是社会对人负责？
这个问题是共产党与一切现代政党的根本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人本主义”还是“权本主义”。共产就是权本主义。
历史上曾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神本主义”。现在又出了个以理念为本的共产主义。因共产主义是在始原上就以理念为本，所以才说它的反动性和残暴性是不能通过改革消除的，它先天地含有罪恶！是原罪的。
对共产党只应有一个立场－－推倒！
对共产主义也只有一个方法－－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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