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个百姓供养一名共官
官民比例一比二十六，一个最新的数字点出了中共官员系统的膨胀和低效。这一绵延了二十多年的机构改革多次无功而返，已经成了共产极权体制的歌德巴赫猜想。数学上的歌德巴赫难题，曾经被文革幸存者陈景润撼动过，而中共国党官系统的这个难题，显然也需要等待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才能解决。
作为共产国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做了一个统计：官民比高达一比二十六，比西汉高出了三百零六倍，比清末高出了三十五倍。即使是对照中共“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比六十七和十年前的一比四十，党国吃皇粮人口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
二十六个人养一名共产官的概念在很多人眼里也许不那么直观，有必要对这一数字作出更形像的表述。按照最新的统计数字，中共国吃财政饭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四千五百七十二万，另外还有五百万人在仰赖于中共政府赐予的权利“自收自支”。如此庞大的、超过半亿的人要中共国老百姓来养活，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可怕、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位在共产国汽车工业协会工作的人员透露：事实上，不仅仅党官吃财政饭，许多行业协会里更充斥着各个部委退下来的党干，他们同样在靠老百姓的钱养活。这些人，在行业协会里根本不用干活，可拿的钱却比聘用进来的人多得多，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共国寄养退休党干的又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吃财政饭的共官级别都相当高，而且人数又非常之多，这就又造成了中共国特有的另一种怪像，即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业单位，往往是多数人指挥少数人干活，就好像整个社会都被颠倒了过来一般。
*越贫穷的地方供养的共官越多
调查发现，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共国，越是落后的地区老百姓养活的共官就越多。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表明，到一九九九年为止，陕西省的官民比例为一比三十四，河北省为一比四十，河南省为一比四十一，山西省为一比二十七，宁夏省为一比二十四，青海省为一比二十二；而山西的三十二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有八个县官民比在一比二十以下，其中大宁县拔得头筹，官民比是一比十三。不过，中共国还有比这更邪的，陕西省黄龙县，九个农民就得养活一个共官。
河南的一名农村党干胡斌承认，越穷地方，削尖了脑袋要挤进共官队伍的人就越多。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当官才能活得最轻松，不但钱拿得多、拿得容易，而且拥有特权、威风八面。胡斌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就是托关系进入乡镇机关工作的。他觉得，在乡镇工作油水会更多一些。胡介绍说，乡镇机关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而且差不多全是当官的，他刚去的时候一个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他一个科员。
共产政协委员任玉岭在披露中共国畸形官民比时痛心疾首。她说：在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的是应有尽有，结果导致一个三十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就高达一万多人；这还不够，地方上的党官地头蛇还要巧立名目乱收费，又让农民多供养了五千余人。任玉岭指出，一般认为在乡镇一级有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应有尽有，一个小小的乡财政就要供养三四百人，最多的甚至得供养一千人。
*县乡镇财政纷纷破产
县级财政要养活的共官实在太多了，可中共中央突然心血来潮，它们为加强北京的控制力度，正准备要取消农业税，这显然会断掉基层党官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并进而加剧共产国县级财政破产的速度。
任玉岭在分析中共国共官多如牛毛时就指出，官多不仅机构臃肿，而且还令许多该下放的权力不能下放、该管的事情又到处踢皮球找不到负责的人，尤其是官多了花销就多，县级财政又岂能不破产。来自中共国的统计显示，仅机关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共产国已经分别达到三千亿、二千亿和二千五百亿，而其中的大部分，又都是中共各级头目消费掉的。在此，如果再考虑中共国官场的黑暗以及跑官、买官、卖官造成的腐败和贪赃，那中共国的财政消耗就远不是已经披露出来的数字了。
当然，县、乡、镇共产各级政府财政破产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党官地头蛇多年来朱门酒肉臭的生活品质必须保证，当官的最起码一天也得用公款吃喝一次，地方政府真要是拿不出这笔钱，那就只好强行向老百姓打白条了。由此可见，中共国县、乡、镇三级财政的破产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来自大陆的报导称，中共财政部能认可的基层债务额度是四千亿元，但专家估计，党国县、乡政府的债务早就突破了一万亿元。
*机构减肥陷入窘境
谈到这些，人们就不能不再次回顾中共二十多年来所承诺的精简体制之路。一九七九年，中共国在编共干有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九七年，经过精简之后，反而扩大到了八百多万人；到目前，据权威人士估计，共产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共干就高达一千三百一十六万二千余人。中共国的这种机构改革简直是恶性循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福建省石狮市的精简历程，当数这类恶性精简的一个缩影。
据石狮编制办披露的材料，一九八八年石狮建市时，市政府按市场经济原理规定，机构设置不搞上下对口、不设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当时，石狮市党部仅设市委办公室和党务工作部，政府则只设经济局、内务局等十一个部门，整个编制规模仅占共产中央规定的县级市编制的百分之三十七。但是，面对党国上级机构要求对口的压力，最终还是迫使石狮市不得不跟上共产国机构膨胀的大潮流。福建省科技厅就曾以石狮未设科技局不断予以刁难，泉州地区各部门下基层调研时，也曾以石狮市一个局长要接待上面七八个部门为借口，干脆不予合作。由是，石狮市的事业单位编制，不得不从原来的一千四百二十一人迅速扩展到了五千七百四十七人。
党国的各路御用专家学者，针对中共高喊精简机构二十余年、越改革共官越多、越精简机构越膨胀的窘境，都曾纷纷出笼发表高论；他们对于中共官僚体系“减肥”提出过许多汗牛充栋的意见，但问题至今还摆在那里，并进而衍生成了共产国的一个比歌德巴赫猜想还要难解的数学难题。
*极权政治决定中共难脱困境
有人曾经作过横向比较：一九九九年中共国的官民比是一比三十，印尼是一比九十八，日本是一比一百五十，法国是一比一百六十四，美国是一比一百八十七。但是，美国如此之高的官民比并没有招来民众对政府行政效率的批评，其原因就在于：在美国，负责人同办事人员的比例为一比一点一七；而在中共国，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之比为一比○点八四。当官的比当兵的多，势必导致了滥官充数，人越多点，办事效率越底。
再有，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主要都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负责公共安全的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以及公共交通人员等，平常的工作都是在社会的最基层，全都在作公共服务项目。而中共国的官员和管理人员，却都是坐办公室的，他们只会支嘴，绝不会亲自动手。
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其大部分也都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文化教育及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所占比例都相对要低。但在中共国，政府部门不仅自身运转支出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县、乡、镇共官在财政实际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
所以，当人们震惊中共国官民比居高不下、节节攀升之际，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跟着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官僚极权体制作祟的恶果。因为，共产党为了达到其控制人民、劫掠人民、屠杀人民的目的，它就不可能压缩它在各级政府中豢养的打手和爪牙，尤其是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它就更必须膨胀它的专政机器来维持其极权暴政的苟延残喘了。
(中华评述三月十七日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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