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个性与个性政治：什么才是最致命的？

】《南方周末》做了这样一期报道，颂扬“个性施政”的（详见附文）。尽管是在陈述客观事实，作者的笔调里仍然掩饰不住对个性化的政治家的赞美与向往。也的确，那种面容板正又一本正经的政治职员是不讨大众喜欢，这不仅仅是审美快感上的，而是在更多的人的心中，是出于对官僚化的行政机制的怀疑，是出于对道貌岸然的外相与其后龌龊卑劣的行径－－这种严重不和谐－－的厌恶。无个性的政治家遮蔽了政治的丑恶，从而阻止大众认清事件的真相，它在损害大众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大众的尊严－－这种近乎粗暴的逻辑，才是最致命的。

有个性的政治家的出现，还原了大众期待之中的政治景象。某个领袖的个性可以使死板的行政过程灵动活泼起来，消除了大众的疑虑和恐惧，也拉近了大众与所谓的真相的距离。而于另一面，政治家的个性，也点燃了大众心中潜藏着的幽暗念头，这便是一种普及于人心的道德崇拜。我们只听说人们崇拜那些明星与政治人物，却从未听过谁要崇拜法律里的某条规则－－不得不这样承认，崇拜这种原始心理，不是技术改造和启蒙所能祛除的；而崇拜心结的同源性（人只可能崇拜同类，而非其他，神灵也必须以人的形象现身），更成了一条难以违抗的定律，不容我们忽略。

记得那篇新闻报道一味地强调政治家的个性所带来的现实效益，因为一种权力施行的人情化，而衍生出经济与人际的果子－－这难道就是我们去肯定“个性施政”的最大理由？以成效来判定手段的是否可取，这种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恐怕很难为人们所认可，它不是足够宏大，而过于讲究时机。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政治家的个性所带来的害处，可能远远超过相关的收益。比较起来，人们还是选择让“合法性”高于“个性”。不惮以最坏的意图来揣测最好的人，这才是“法治”的根本要义。

依照约定俗成的理念，我们都势必要同意这样的看法：政治家的个性的发挥，必须以不能打破法定的规则为前提；我们可以不要预期的利益，也不容许规范治理出现疏漏。如此说来，有个性的政治家是不会受欢迎的，马克斯·韦伯早就痛切地提醒后人：“对一个政治家的个性的毫无节制的景仰，竟然使一个骄傲的民族如此毫无保留地牺牲了它自己的客观信念。”同时，也没有多少政治家主动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毕竟，这里的风险不是他们的肉身所能承担的。也正是基于这种繁复的考虑，现代的行政体制才具备着坚硬的合理性。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行政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并不能取悦于大众的政治审美乐趣。他们仍然要找寻适合他们口味的道德偶像，他们仍然愿意为政治家的个性化而欢欣鼓舞。这便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矛盾：一方面，现代的政治规则是压抑个性的；另一方面，政治的合法性是由民意所赋予，而大众又期盼着有个性的行政人物－－这并非源于对“个性施政”的利益渴望，而是源于他们的心理诉求。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的矛盾。置身于冲突的漩涡里，任何一种选择都不能算上错误。

是否存在着化解之道呢？我们可以把目光向深层推进。既然个性化是符合人情的，那么不妨由打造政治家的个性而飞跃成建构政治的个性。政治家的个性可能会打乱行政的规则，从而受到制度的否决；而“个性政治”却是规则内的政治，是被涂抹上合法性的色彩的。而大致说来，“个性政治”首先是一种公民政治，因参与度高而热情横生；它该是一种宽容的政治，因心胸广阔而富有生命力；它该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这样才能消解掉人们的恐惧心理；它该是一种有尊严的政治，惟有如此，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如既往那样，将它视为人性的染缸或恶的深渊。也惟有在以上的意义上，政治家的个性才能取得法律与民心的双重支持。

可在很多时候，“个性政治”，或者说赋予政治以“个性化”与“人性化”，都很容易流变成一种虚幻的口号，甚至成为了阴谋家施展抱负的工具。这不仅仅是操作上的问题，更是观念上的症结。审视我们的历史书写，政治总是被绘制上了一幅狰狞的面孔，它被悬置在只可仰视的真空，距离平易的人性是日渐遥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沾染上了政治冷漠症状，不会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在他们的眼神扫视下，莫谈国事是最惯常不过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要去非议时政呢？那只可能增加心中累积的牢骚。不如归去，问风月或鬼神，以慰藉无边的寂寥。

建立“个性政治”，所可能遭遇的最大阻障，是在对陈旧的政治观念的消解上。当然，不是呼吁所有人都去热心参与，那总有些强迫的嫌疑；而是试图还原政治的相貌，还原它在广场上的－－而非阴森的宫殿里－－平民身位；这里也不是在召唤直接民主，而是将政治生活化，或者，将生活政治化。我们总不该欺骗自己，置身于政治的漩涡，而惘然以为是避世的宁静桃花源。再刻薄一点，似乎便可以说，不晓得政治的真相，便不可能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残缺作为一种审美的标准，不管是否是病态的，可确实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而从古代到现代，正是政治衰落的路程。

“在政治衰落的年代学习政治，自有一股悲情。政治不仅是经邦治国之道，也相关安身立命之本。”一位热心于政治学的青年如是说。读到这样的话，总是有一种莫名的辛酸浮生，但还不至于无语凝噎。可无奈的是，我们又必然遇到这样的悖论，“个性政治”的建构，与政治观念的还原－－这一艰难的事业所可能依赖的，却是一位伟大的、有个性的政治家的出现，以及数代热爱政治的人们的默默推动。将未来与希望冀望于某个人身上，是很危险的举措。只是这事关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许值得我们冒这个天大的风险。（文/羽戈，天涯）
　　

【背景文章】聚焦我国官员个性施政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官员从未像今天这样，各出奇招，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他们曾经表情严肃，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能在聚光灯下谈笑自若，滔滔不绝。他们曾经中规中矩，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主动表现，而且个性突出。
　　曾经，最大限度地与他人保持共性，是官员们普遍的行为准则；如今，避免言语乏味、让别人记住自己的独特形象，方显过人之处。
　　他们在公共形象和施政行为上的个性表现，再也难以“一言以蔽之”。
　　从言词、形象，到举措、思路－－一部分官员，正慢慢地从过去的极力突出共性，走向表现个性，力图推动工作，取得成效。
　　形象一新的官员们
　　有媒体将王岐山评论为“最受关注的中国新生代政治家之一”。他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广为流传：“应当允许官员们说错话。”
　　2003年5月的“危城”北京，王岐山到公园与晨练的老人们恳谈，他通过媒体对公众说：“大家说说，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在SARS最为紧急的时候，他“甚至希望办公室有一部直播电视，让老百姓天天看到”。
　　而薄熙来施政举措与其“高大俊朗”的外形、“文雅风趣”的谈吐、“从不拖泥带水”的办事作风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内容。在薄熙来身上，施政个性与公众形象联系得如此紧密，他曾得到这样一句评价：“因为薄熙来擅长与媒体沟通，很容易成为一个符号性人物。”
　　成都也很少像今天这样显露出个性。现任市委书记李春城，力主在公务活动中全面使用普通话；提议领导干部之间不以职务相称；他大力改造旧城，大张旗鼓地引来Intel公司，被媒体概括为“成都新梦想”；他主政期间，成都请来张艺谋的制作班底，开制作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先河，张艺谋用这样一句话收尾：“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李春城是一个喜欢和记者交往的官员。当地一位记者说，他有时会招呼记者们一起出去吃夜宵，自己不带任何随行人员。
　　“笑眯眯”的李宪生，是又一位以个人公众形象将视线引向主政地的封疆大吏。两会期间“武汉在哪里”的发问，分寸得当又独具特色，刷新了地方大员的表达方式。很快，针对“中部塌陷”的具体应对，“新武汉观”成为他施政观点的集成。2003年除夕，他特意与10名出租车司机共进晚餐。“平民市长”的出身、历史学博士学位、数十年武汉渊源，所有这些定位特征组合在一起，一个媒体的焦点就此诞生。
　　“花岗岩下面咋长得出大树？”
　　个性的崭露，此前在最高层已渐有体现。
　　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他头戴牛仔帽向美国人挥手致意。当时有美国报纸评论：邓小平真诚亲吻美国儿童的场面，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
　　1999年朱镕基访美。他给记者们讲故事：“洛杉矶市长夫人曾问我如何庆祝今年的50周年(国庆)，我回答说，中国将展出中国制造的最现代化武器，而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听后马上建议说，你们最好在武器上标明‘中国制造’。”一席话令克林顿总统也捧腹大笑。
　　领导人的这些个性，融入了当今世界政坛的风尚。
　　“温良恭俭让”的低调姿态，在公开场合尽力回避个性色彩的谨慎作风，曾经让官员这个群体显得千人一面。这种政治作风不仅源于我国的干部任免机制，也带有一定的儒家政治传统色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被动的施政形态正在开始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态转变。”
　　剖析此中缘由，社科院学者党国英指出两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权力扩大，此其一；民间权力在扩张，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渐进，此其二。前者使得各级官员表现自我有了底气，后者则使得官员们需要赢得公众支持。党国英说：“越到基层这两个特点就越突出。”
　　今天的各显神通，是干部工作环境进一步宽松的结果。毛寿龙说：“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这是好的现象。”一位基层官员的说法更为形象：“花岗岩下面咋能长得出大树？”
　　在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一位下属说：“我们觉得书记是个明星，我们这些人就是追星的。”
　　“一把手”们从来不缺权力空间，却一度欠缺个性施政的真实表现。今天，这种场面正被一些“大胆”的官员慢慢突破。
　　于是，一边是铁面一边是“青天”的仇和可以被思辨；说一不二令下属胆战心惊的吕日周可以被接受；于是，李春城可以在“李拆城”和“成都新梦想”这两个名号之间，坚持自己的主政思路。
　　警惕“走偏”的个性表现
　　官员个性风格的显现，符合民主政治和公众需求。在如今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中国，这样的施政作风也有利于抛弃陈规旧习，寻求耳目一新而又上下满意的改革之路。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而言，对“政绩”的注重是极为自然的。不同的时期，“政绩”有着不同的主题。中国官员面临的诉求，经历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地方综合发展再到建设政治文明的一个循环式上升。
　　随着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这些主题，也就将对地方官员的诉求，提升到了一种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综合发展能力上来。它要求“一把手”们真正了解自己的主政地、兼顾各方面因素，以最后的发展实效为评价标准，从而推动各地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官员的个性表现受到赞赏时，一些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只为升迁的“做秀”需要警惕。
　　“经营城市”理念被肯定之后，跟着便是一拥而上的“宽马路、大广场”；在开放格局一步步确立的过程中，招商引资的指标被作为硬任务下达到各级部门、甚至学校。每一个时代，都有最核心的“关键词”悬在中国官员的头顶，决定着他们的施政要点。在江西省全南县，曾有一位环保局长因未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被撤职、降职使用。此举引起舆论界非议。它正是一个“走偏”个案。
　　而今，“建设政治文明”的中央精神和社会呼声叠合在一起，使得一些官员在争取“政绩表现”上出现了新动作。
　　除了广场、马路、大工程等“硬件”，他们越来越重视在“软件”方面表现出作为，这些“软件”包括安全限度内的政改，以及对部属官员的整肃。此类举措既赢得民心，也受上级关注，同时风险也较小。
　　有媒体报道，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推出了一些反腐创新之举。
　　今年春节，临汾市的许多干部都收到一条手机短信：“珍惜权力，远离腐败，拒绝诱惑，呵护职务，预防职务犯罪，维护公共权利……”临汾市反贪局分6次共发出100万条反腐短信。同样的“反腐举措”出现在其它一些省份。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条短信是：“口渴时觉得能喝下整个大海，这叫贪念……”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反腐扑克”。这套扑克的红桃K画面是这样的：一个男人躺在沙滩上，身上只盖了一条毛巾，而在他的头顶上，是个女人用裙子为他遮阳。意在影射“性贿赂”现象。52种职务犯罪的罪名、特点被配上漫画，印在扑克牌上。
　　此外还有反腐台历、电视述廉等。中央党校的谢春涛教授对于这些反腐新举措的出发点给予了肯定，但他对它们的效果表示质疑。
　　还有，孩子监督父母，妻子监督丈夫，越来越新奇的“招式”频频登台，各种追求“出位”表现的措施令人难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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