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太阳一下变成了小粪蛋儿

作者:lxb 发表:2003-12-27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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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对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采访。其中,她对文革的回忆占有很大篇幅,尽管,与我见过的其他高干子女对父辈对自己的回忆相比,叶向真的讲述还比较实在,整体而言,没有刻意进行自我美化,但她对文革的回忆,仍然难免老一代红卫兵缺少自省的通病。

在谈到早期文革时,叶向真作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但她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全部叙述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任何具体细节的叙述,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受难的细节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因为叶剑英与江青争吵,气愤得难以自控,以手击桌折断了手指,由此得罪了江青,叶家子女的厄运随之而来,纷纷被投入监狱。她讲了自己在功德林监狱中的经历,一个人关在九平米的牢房里,见不到家人,最后半年才见到家人送来的日用品和书籍;她很孤独,没有放风和其他活动,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只好自己解闷,把扫帚上的苗种在小铁盒里,用牙刷沾水在水泥地上练字,向看守撒谎,甚至在刚进监狱时企图自杀。她的感受是:“我想不通啊,我干吗从小太阳,一下变成了个小煤球,小粪蛋儿呀,就这么一个处境,从天上掉下来,在熬不过去的时候,想死了算了,还想怎么死痛苦少一点,想来想去,都想过。”

她出狱回家之后才知道:她丈夫刘诗昆、大哥叶选平、二哥叶选宁、大姐叶楚梅、大姐夫邹家华连同一个阿姨也都被逮捕,分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监狱环境非常恶劣: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水都不给你喝够的,一天两碗白菜汤,四个窝头,就是一天。我姐夫邹家华,最后,没有地方喝水,没有足够盛水的容器,最后你猜怎么着,把胶鞋洗干净,装水喝。”因为看守们认为:“反正你们都是犯人,都是反革命,所以带着阶级仇恨,就这样。”

出狱后,她经历婚姻的破裂和一年失语的折磨:“回来以后呢,我就傻呆呆,这个时候他(叶剑英)看见我的时候,就是坐那儿跟我说了会儿话的时候,我傻呆呆,那时侯,他流眼泪了。”

叶向真还特别讲到林彪倒台后,江青自知无法整倒叶剑英,就假惺惺地来叶家表示慰问,叶家人诚惶诚恐地接待,她马上让孩子叫“江青奶奶”,而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却不接受叶家孙辈叫“奶奶”的称谓,而非要让所有人都叫她“江青同志”。江青把叶家挨整的全部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她说: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她说这些人呀,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而以后的档案材料证明,抓叶家子女“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面对这些记忆中的灾难,叶向真唯一的内疚是对家人。她说:因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太过出名,太过折腾”和“太活跃”,给江青死盯上了,“所以就拿我开刀,当然她的目的很清楚,我是微不足道,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够把叶剑英给弄下去。”“因为我给家里头已经带来很多麻烦了,……我到现在都很内疚,……”

然而,在她自己的叙述中,从来没有告诉观众:她在文革中是怎样就“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她是否对其他人造成过伤害?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大都是高干子弟所为,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直到现在,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要么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揪斗、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也基本不提他们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

文革大灾难已经过去将近38年了,但对文革的反思仍然止步不前,既在于官方的压制和封锁,更在于个体的良知匮乏,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回忆录,他们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叶向真曾经拍过轰动一时的电影《原野》,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史上,那确实是八十年代的一部杰作。只是不知道,她何时能够以还原历史的态度把自己及其家庭的文革史搬上银幕。

在采访中,叶向真也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老一辈对文革中的年轻人造反也挺兴奋的,“但……有一次回来,他(叶剑英)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

记者问:哪来的那么多金条?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贪图抄家金条的阴暗自私,二者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和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今天再反复强调红卫兵造反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是为了掩盖参与者的真实动机,并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使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有了尽情发泄的机会,对权力的贪婪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对于毛泽东而言,要得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的权力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其实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似乎就是:有权就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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