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逝世: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组图)

炼不出乌托邦,炼成了南方

2021-11-06 05:05 作者: 邹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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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
《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在香港出版《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1年11月6日讯】在香港开完新书发布会的第二天,左方先生和老朋友们去了长洲岛,这座狭长的离岛在香港久负盛名。

然而,从中环码头到渔港海岛,从明媚阳光到湛蓝海水,沿途的景致都无法吸引左方太多的注意力。他始终跟身边的历史学家朱学勤、传媒学者钱钢谈论着中国近代历史、政治和新闻界。

在长洲岛上,他唯一主动与之合影的,是一位香港议员的街边广告牌,上面写道“捍卫新闻自由”。左方整了整衬衫,凭栏站立,相机记录了他笔直的光影。而相机无法记录的是,他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我的中国梦。”

破灭的乌托邦

左方此次赴港,是因为自己的新书。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然而,在和老朋友的饭局上,左方惑然道,“我不知道我这本书出来有什么意义”,杂文家鄢烈山打断他,“我们当年接受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就是乌托邦加极权主义,你的经历,对不同制度下的后辈们都有特别的意义。”而钱钢则认为,“这是南方周末的史前史”。

《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左方原本没有打算出版,他觉得《南方周末》的故事被人说得太多,“网上都有,我没有更新的东西了”,而同时代和他经历相似的人也不可胜数,“留给年轻人去出吧”。

是记者沈洪带来的45个问题,才让他决定口述自己的一生。此书完成之后,三联书店表达了出版的意愿,但左方别出心裁的书名成为出版最大的难题。三联书店要求更换书名,但这个书名对于左方来说,显然有深沉的价值,他选择了坚持。

“我之所以将《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作为本书的书名,就是想通过我一生的经历,说明斯大林主义乌托邦政治运动的破产。”左方说。而那本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被少年左方奉为经典。

这带来了出版的难产。曾经的南周同事,香港大学的新闻学者钱钢看到了此书的价值,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推动下,此书终于得以在香港完整地呈现。

长期研究“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学者朱学勤告诉《亚洲周刊》,左方的口述史不仅是研究《南方周末》的样本,“更是研究广东省文革历史非常详实的史料”。

左方坦陈,“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参与了,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知的加害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对于此书,朱学勤相当看重左方在文革后第二次被审查时,被发配资料室工作的六年。文革的结束,乌托邦理想的破灭,现实政治的压迫,没有让左方自暴自弃,“他在资料室里大彻大悟”,朱学勤说。

左方在《钢铁》一书中详细地回忆了思想的蜕变,被发配资料室的六年,他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

那些“内部发行,供批判使用”的“灰皮书”成为左方通往自由之路的窗口。这些年里,左方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曾经深刻影响自身的学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苏联式计划经济、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说,革命理论——被他条分缕析,一一参透。

这段“大彻大悟”,不仅让左方从一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更点燃了他改良中国的理想——重拾被革命中断的民主启蒙。这是令人心跳的前奏,将给后来诞生的《南方周末》抹上不能擦去的底色。

报纸
2007年8月29日,北京紫禁城太庙门外看报纸的老人(图片来源: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国式办报

“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左方坐在海边小店的靠椅上,抬高声调。他接着说,“但我讨厌急进。”这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的蜕变,被左方全部地灌注进《南方周末》这份报刊。

到今天,《南方周末》后来的主编江艺平女士仍然记得左方的一次愤怒。那是一次报纸出刊后的周会,年轻记者们对许多报道不能刊登非常愤怒,“他们非常激烈,说与其这样,那么不用怕报纸被砍头,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江艺平对《亚洲周刊》回忆。

“但老左那一次很生气,他说,这个报纸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这份报纸”,江艺平说,“老左担心的是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从一开始,左方对《南方周末》就有精准的定位,“启蒙是南周的灵魂,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是南周的使命”,但是历经中国政治的种种的吊诡怪圈之后,年过五十的左方早已放弃激进,而这种办报策略让南周得以在历次风暴中幸存,并且不辱使命。

1989年时,《南方周末》内部也炸开了锅,但是在左方的坚持下,“没有登过一个字,一张图片。”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左方时,感到不可思议。左方给他看往期合订本,让这位对南周早有心里预设的记者惊讶不已。

“我不主张太激进的行为。特别是两次游行之后,本来学生已经复课了。但是后来的绝食行动,按我的判断,就是有些过激分子,为了阻止复课的同学,搞的实际上是一个绑架式的行为。虽然我理解他们,我自己也年轻过,但是我不赞同这种做法。”

当左方看到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与人民日报社论不同的表态以后,他根据自己对中国政治的体悟,判断学运一定会悲剧收场。“据我了解,以邓小平的性格,他是绝不会后退的。以赵紫阳所提出来的东西,他不可能接受。那学运就只能以悲剧收场。我不希望,让南方周末为一次必然失败的学运做殉葬品”,左方告诉《亚洲周刊》。

至此以后,中国政治前所未有的收紧,八十年代的开放之风荡然无存。《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一下子从40万份腰斩一半。在全国万马齐喑,禁令遍地之时,左方向同事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他在《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中回忆了自己的“三玩”策略——“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

这让《南方周末》很快地走出市场的低谷,在全国媒体中一枝独秀。许多年后,当年主持《南方周末》版面设计的资深美编张向春向《亚洲周刊》回忆,“那时候我的版面设计完全没有条条框框,老左完全支持我。南周是真正的百万大报,我们每一期居然把发行量,一百多少万份,印在报眼的地方,可见当时的自信。”这位从南周诞生开始,就为之工作的美编仍然认为,“老左在的时候是南周的巅峰。”

邓小平南巡以后,南周的尺度得以慢慢放开,左方的策略是“让敏感的人写不敏感的文章,让不敏感的人写敏感的文章”。那时候,《南方周末》经常报道胡绩伟,胡绩伟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致力于推动中国《新闻法》的起草。在当时,这位报人坚定地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至此以后,他被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成为中国政权的敏感词。

“他是个最敏感的人,但我在胡绩伟家跟他讲,不管哪一天,你都是我们中国新闻人的领袖。但敏感的人如果写敏感的文章,上面已经盯住了,那就给报纸带来很大的风险。但我要让胡绩伟在南方周末见报,”左方对《亚洲周刊》说。

于是,左方“别有用心”地在《南方周末》刊登了胡绩伟去四川旅游和怀古的文章,甚至刊登了胡绩伟的老婆是如何嫁给他的文章,“胡绩伟说他取了个富婆,我就刊登,这个富婆怎么会嫁给胡绩伟?”

尽管这是毫不敏感的花边故事,但只要胡绩伟见报,就能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而对于敏感的问题,他选择找年轻、不太出名的学者写,“上级就把他略过去了。反正观点,需要说的话,也都说了。”

在1994年业已退休,返聘《南方周末》之后,左方依然对南方周末时时做“风险评估”。彼时南周的头版头条多是颇为敏感的“大案要案”,这给南周带来发行和声誉的同时,也让左方感到不安,“我感到必须改变,但我想不清楚怎么变,就要大家开会讨论。”

1998年的这次会议是左方为数不多的又一次发怒。“许多年轻记者喜欢大案要案,对此不以为然,前一天他们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天开会,很多人迟到半个多小时才慢慢进来”,左方回忆。左方军人出身,他当时的愤怒令在场的钱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幸好我现在不是主编了,不然我现在就拖出去几个人毙了!”

这是左方作为退休返聘人员,在南周工作的最后一年,不久以后,左方将作为旁观者,眼看南方周末进入另一个时代。而在此以前,左方已经一手打造了《南方周末》的两支队伍。

两支队伍的拼图

江艺平在主政《南方周末》以前,已经在南方日报集团工作数年,那时《南方周末》在整个集团最令人羡慕,“那是很多人想进去,但是很难进去的一个地方。”

江艺平被集团提拔为社委以后,负责分管《南方周末》,但她不认为自己是去做领导,“我是去跟着老左学习。我对他是远远的崇敬,因为知道他创办了南方周末”。

彼时,返聘回来的左方要带两支队,一支采编,一支经营,他把重心放在了广告经营上。江艺平对左方的经营头脑有深刻印象,“他对市场特别有感觉”。

她还记得左方对市场化媒体的生动描述——“三个轮子”理论,“前轮是采编,左轮右轮是发行和广告,由采编拉动发行,发行拉动广告,在90年代初的时候,能这样表达报纸经营理念的还不多。”

左方善于给经营团队传递南周的价值观,团队里的每个人很快都成为《南方周末》品牌忠实的传播者,江艺平对《亚洲周刊》回忆,“他们能够很准确地告诉南方周末的客户,南方周末是怎么样的一张报纸,有点像被老左洗脑了一样。而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客户,客户也会很认同这种价值。”

在报纸刚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年代,经营团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左方总是支付给经理人相当高的提成,南周的一位副主编曾为此颇为不满,“凭什么给经理人这么高的工资?”左方毫不客气地回应,“没问题啊,你也可以来做经营”。这让左方的“两个后轮”运转飞速。

而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左方也没有放下,他给江艺平找来了搭档,《南方周末》的顶峰拼图至此完成。

他在新书《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中专辟一章——“三请钱钢”,详细回忆了如何三顾茅庐的故事。而钱钢则单独回忆了一段书中没有的内容。

彼时钱钢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担任总策划,对于《南方周末》早有关注,钱钢还记得彼时南周雄心勃勃的口号,叫“报业的北伐”,他回忆,“每一期(南周)在北京都可以印刷十万份”。

而在钱钢去中央电视台的前一年,左方就已经来邀请钱钢加盟,并且说了一段让钱钢引为先知的谶言。

“他对我说,南方周末这把刀要磨快了,将来要向谁的头上砍去?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头上砍去。这真厉害,他在1994年就有这个思想了,他已经看到了中国今天要变成什么样子,”钱钢回忆。

后来钱钢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这让左方的邀请更加困难,“我在中央电视台受到大家的厚爱,又是老大哥,我的小环境很好,其实不愿意离开中央电视台的。”然而,江艺平在每一期报纸出刊以后,都会请尚在央视的钱钢对本期报纸进行评刊,左方也持续地邀请钱钢,最终,他用一次“欺骗”换来了钱钢的加盟。

“有一回,我和我的摄制组正在拍片子,在拍片的路上,接到一个左方的电话,声音显得疲弱和苍老。他和我讲,钱钢啊,我最近腿受伤了,我躺在床上不能下来,我还是想说一句话,南方周末是个好机会,你还是来,跟江艺平一起做这个报纸吧。”

“由于他给我讲的声音的感觉,让我很感动,我当时说,好,我要去,我要去南方周末。后来才知道,他是骗我的。他没有摔伤,他是用了一个方法,骗我去和江艺平合作,”钱钢笑着回忆。

两支队伍的冠军拼图让《南方周末》盛极一时,但这位返聘回来的前主编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职务,报社员工从来只叫他“老左”,最多则叫一句“左老师”。有时候,他和广告客户谈生意,编辑部的鄢烈山嫌他太吵,“我们开编务会,就很随便地让他们到另一个小房间去。”

对这些事情,左方从不在意,反而讨厌各类官僚式的称呼与相处,但有件事情,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而后来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证了左方的忧虑。

改版的困境

1998年,得到指示“不得再返聘左方”后,左方才彻底地离开了南方周末。到不久以后的2001年,江艺平和钱钢也被有司下令离开南方周末。左方说,2001年后,南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南方周末在那时开始改版,这让看重策略的左方至今耿耿于怀。从前,按照左方的策略,《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你开什么大会,我不管,七.一,十.一我不管,因为南方日报已经有了,我是一个补充,我就追求贴近读者,追求我的启蒙的作用”。

“但是年轻人认为南方周末不正规,因为它就是一个个热点专版的组合。他们说作为一个百万大报,它应该是一张有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板块组成的新闻周报。”

左方的在意不仅仅是对“自己孩子”改变的不满,他对《亚洲周刊》强调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限制,“我不是反对办新闻周报,我也欣赏他们现在办得不错,他们是一个发展,但是你再办一个新的嘛,你别把南周改掉。因为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解决,新闻的空间没有解决,南方周末这样的一种办报模式就应该存在。我把南方周末定位成一个热点专栏专刊的综合体,这样使得我们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对推动中国的进步更有好处。”

“现在要把它直接设置一个政治的专版,老实说,你就很难做到,不讲假话,不讲空话。我主持的南方周末,我敢讲,我是从来没讲过假话,没讲过空话。现在的南方周末,他们不敢讲这个话,这是没办法的,”左方说。

江艺平认同左方的担忧,她告诉《亚洲周刊》,“老左不是否定,而是认为作为一张以启蒙为己任的报纸,它还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已经行之有效的一些办报的理念,市场证明对的,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些呢?”

“南方周末后来年轻人想的呢,是所谓规范的新闻大报,也是看到很多国外的报纸分叠,财经叠,生活叠,娱乐……等等,他们也想这样。应该说,2000年后,中国的报业受西方的报纸影响特别大。”

“而从前的灵活性在于,如果政治收紧的时候,我可以更偏重于娱乐性一些,你一放开,我就可以把时局更突出。之后设置了各种板块,就有些画地为牢,而在这个里面跳舞是不自由的”,江艺平说。

向西方新闻业学习的改版当然让这份报纸更加专业和大气,然而,左方担忧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了,距今天最近的风波,便是2013年初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

南周人已经纷纷出走,在诸多报人对南周悲观失望时,左方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从不为南周悲观

经历过2013年初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后的种种风波,鄢烈山在谈到南方周末的现状时,颇带悲凉地说,“以后南方周末会怎么样,不重要,南周三十年,代表了人心所向,这么多有新闻理想的人过来,在这个旗帜之下,这是它的力量所在。”

而左方则并不如此,他回忆89年以后的南周作为对比,“我觉得一个时候,报纸有沉有浮,很自然的。我在的时候,也曾经从40多万份跌倒20多万份嘛,后来逼着我搞‘三玩’,把它搞上去。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有时候紧,有时候松,所以报纸的起起落落也不是什么。”

他的自信来自于那些对他慕名而来的南周新人。这些新入行的记者告诉左方,他们要进入新闻业,就是冲着南方周末来的。“所以,南方周末到现在,不是派来一个领导就可以改变的,你可以控制它,但是它的思想,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而左方主政时定下的规矩也依然保留。一位新来的领导,命令编辑在南周发布一篇自己朋友的稿件,要求下一期见报。然而该版面的责任编辑在该文上写道“此稿不适宜,退回去”。

怒不可遏的领导找上责编,责编告诉他,“老左定的规矩,‘认报不认钱,认稿不认人’,南方日报来的主编只有杀稿权,没有发稿权,这个规矩没有废除。”

左方更大的自信来自于市场的力量。他告诉《亚洲周刊》,“市场上,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他就是认这样的办报理念,他才买南方周末。你要彻底改变,就意味着把你的市场都要丢掉。南方周末不仅每年给南方报业创造大量的利润,而且品牌效应是特别巨大的。包括南方日报集团去招人,都打着南方周末的招牌。”

2013年南周事件以后,《南方周末》大量的骨干记者和编辑辞职离开,左方反而认为是好事,“林楚方(著名的大陆传媒人,现任《壹读》杂志主编,曾任职于南方周末)告诉我,从南方周末出去,现在走市场路线的传媒人,南方周末人占了半壁江山,我听了感到很高兴。只要他接受南方周末这种理念,他到了外边去,那就是推动社会改革啊。”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南方周末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使命。”而现在,左方依然寄希望于更新鲜的血液不断地流进南方周末,新的一批受《南方周末》影响的年轻人,会在此处守时待势,厚积薄发。

南方梦想

在长洲岛的落日余晖中,朱学勤给左方讲了一个台湾人眼中共产主义的故事,“台湾人害怕,说‘共产主义者’六亲不认,老左你在50年代有没有感到这种?”

左方点头沉吟,讲述了自己与母亲的故事,“我十五六岁,就要参军去抗美援朝,我妈妈30多岁守寡,养大了我,她不同意我去,我现在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时我跟她大吵大闹,跟我母亲断绝关系。”

“假如我真的到了朝鲜,十有八九我就牺牲了,我妈妈这么艰苦养大的小孩,我母亲后半生得有多苦。所以我母亲逝世的时候,在追悼会把我母亲的遗体推出去的时候,我突然间控制不住我自己,一下子跪下来大哭,把车挡住。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下跪……”

这是左方讲过多次的故事,他继而肃然批评,“死了那么多人,得到了什么呢,看看现在的朝鲜是什么样子啊。”彻底地反思斯大林主义,这是他决定在《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最后一章写下自己对当今时局思考的最大原因。

在该书最后一章中,左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思考,“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改革经历十年若成功,将成就新一代伟人,若失败,改革开放将会全面倒退,出现一个由警察和特务统治的黑暗国家,导致新一轮革命,结局如何,让历史作出回答。”

这份冷静并不能让他看清目前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他对《亚洲周刊》说,“真正中国的这个路,走不走得通,现在搞的到底是什么名堂,我看得等到2017年。在19大以前,我们可以看到答案。现在,我也是越搞越糊涂了,但是,不妨冷静的去观察。”

这种左方自称的“忧国忧民”不仅是报人时期他的生活状态,也是如今的日常惯例——今年80岁的左方仍然保持着当年主政《南方周末》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阅读南方报业集团出版的几份报刊,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南方周末》。不同于老人惯常的早睡早起,他仍然像年轻记者们一样习惯晚睡,这是他多年难改的职业习惯,更是因为,他还要等到深夜,收看凤凰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时政与国际频道。

即便如此,左方还是自嘲对现在的资讯了解太少,他没有手机、微博、微信,对互联网上迅速更迭的大量议题仅有耳闻。儿女禁止他接近互联网的最大原因,是以左方对中国的关注,家人害怕他“上去了就下不来”,因为这份关切来自于他的半生追寻。

“以前我追求的是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保尔.柯察金是斯大林乌托邦所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我现在要否定的是这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但是现在,追求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是我的中国梦了,”左方说。

“在中国,新闻自由的理想,也会是一个乌托邦吗?”记者问。

“如果说是一个现代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很正常。这是一个世界潮流,绝不会是乌托邦的。”说这话时,左方像年轻时一样言辞坚定,满怀信心。这或许因为,他确实失落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毕竟,他炼成了南方。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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