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逝世：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組圖)

《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在香港出版《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看中國2021年11月6日訊】在香港開完新書發布會的第二天，左方先生和老朋友們去了長洲島，這座狹長的離島在香港久負盛名。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然而，從中環碼頭到漁港海島，從明媚陽光到湛藍海水，沿途的景致都無法吸引左方太多的注意力。他始終跟身邊的歷史學家朱學勤、傳媒學者錢鋼談論著中國近代歷史、政治和新聞界。

在長洲島上，他唯一主動與之合影的，是一位香港議員的街邊廣告牌，上面寫道「捍衛新聞自由」。左方整了整襯衫，憑欄站立，相機記錄了他筆直的光影。而相機無法記錄的是，他鄭重其事地說，「這是我的中國夢。」

破滅的烏托邦

左方此次赴港，是因為自己的新書。這本書有一個特別的名字，《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

然而，在和老朋友的飯局上，左方惑然道，「我不知道我這本書出來有什麼意義」，雜文家鄢烈山打斷他，「我們當年接受的斯大林主義，實際上就是烏托邦加極權主義，你的經歷，對不同制度下的後輩們都有特別的意義。」而錢鋼則認為，「這是南方週末的史前史」。

《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一書，左方原本沒有打算出版，他覺得《南方週末》的故事被人說得太多，「網上都有，我沒有更新的東西了」，而同時代和他經歷相似的人也不可勝數，「留給年輕人去出吧」。

是記者瀋洪帶來的45個問題，才讓他決定口述自己的一生。此書完成之後，三聯書店表達了出版的意願，但左方別出心裁的書名成為出版最大的難題。三聯書店要求更換書名，但這個書名對於左方來說，顯然有深沉的價值，他選擇了堅持。

「我之所以將《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作為本書的書名，就是想通過我一生的經歷，說明斯大林主義烏托邦政治運動的破產。」左方說。而那本蘇聯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被少年左方奉為經典。

這帶來了出版的難產。曾經的南周同事，香港大學的新聞學者錢鋼看到了此書的價值，在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的推動下，此書終於得以在香港完整地呈現。

長期研究「從文革到改革」的歷史學者朱學勤告訴《亞洲週刊》，左方的口述史不僅是研究《南方週末》的樣本，「更是研究廣東省文革歷史非常詳實的史料」。

左方坦陳，「建國後歷次的政治運動，我都參與了，有些政治運動我是一個盲目的追隨者，有些政治運動我是一個無知的加害者，有些政治運動我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烏托邦思想、階級鬥爭學說，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對於此書，朱學勤相當看重左方在文革後第二次被審查時，被發配資料室工作的六年。文革的結束，烏托邦理想的破滅，現實政治的壓迫，沒有讓左方自暴自棄，「他在資料室裡大徹大悟」，朱學勤說。

左方在《鋼鐵》一書中詳細地回憶了思想的蛻變，被發配資料室的六年，他一直在思考兩個問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道路為何如此曲折？中國的革命道路為何如此曲折？」

那些「內部發行，供批判使用」的「灰皮書」成為左方通往自由之路的窗口。這些年裡，左方進行了徹底的反思，曾經深刻影響自身的學說——共產主義、列寧主義、蘇聯式計畫經濟、剩餘價值理論、階級鬥爭說，革命理論——被他條分縷析，一一參透。

這段「大徹大悟」，不僅讓左方從一個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變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更點燃了他改良中國的理想——重拾被革命中斷的民主啟蒙。這是令人心跳的前奏，將給後來誕生的《南方週末》抹上不能擦去的底色。

2007年8月29日，北京紫禁城太廟門外看報紙的老人（圖片來源：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國式辦報

「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左方坐在海邊小店的靠椅上，抬高聲調。他接著說，「但我討厭急進。」這是經過歷次政治運動後的蛻變，被左方全部地灌注進《南方週末》這份報刊。

到今天，《南方週末》後來的主編江藝平女士仍然記得左方的一次憤怒。那是一次報紙出刊後的週會，年輕記者們對許多報導不能刊登非常憤怒，「他們非常激烈，說與其這樣，那麼不用怕報紙被砍頭，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樣，割了一茬還有一茬」，江藝平對《亞洲週刊》回憶。

「但老左那一次很生氣，他說，這個報紙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愛護這份報紙」，江藝平說，「老左擔心的是怎麼去把握好這個度，既能夠說出我們要說的話，同時又能生存下去。」

從一開始，左方對《南方週末》就有精準的定位，「啟蒙是南周的靈魂，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是南周的使命」，但是歷經中國政治的種種的弔詭怪圈之後，年過五十的左方早已放棄激進，而這種辦報策略讓南周得以在歷次風暴中倖存，並且不辱使命。

1989年時，《南方週末》內部也炸開了鍋，但是在左方的堅持下，「沒有登過一個字，一張圖片。」一位美國記者採訪左方時，感到不可思議。左方給他看往期合訂本，讓這位對南周早有心裏預設的記者驚訝不已。

「我不主張太激進的行為。特別是兩次遊行之後，本來學生已經復課了。但是後來的絕食行動，按我的判斷，就是有些過激分子，為了阻止復課的同學，搞的實際上是一個綁架式的行為。雖然我理解他們，我自己也年輕過，但是我不讚同這種做法。」

當左方看到趙紫陽在亞行年會上與人民日報社論不同的表態以後，他根據自己對中國政治的體悟，判斷學運一定會悲劇收場。「據我瞭解，以鄧小平的性格，他是絕不會後退的。以趙紫陽所提出來的東西，他不可能接受。那學運就只能以悲劇收場。我不希望，讓南方週末為一次必然失敗的學運作殉葬品」，左方告訴《亞洲週刊》。

至此以後，中國政治前所未有的收緊，八十年代的開放之風蕩然無存。《南方週末》的發行量一下子從40萬份腰斬一半。在全國萬馬齊喑，禁令遍地之時，左方向同事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他在《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一書中回憶了自己的「三玩」策略——「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

這讓《南方週末》很快地走出市場的低谷，在全國媒體中一枝獨秀。許多年後，當年主持《南方週末》版面設計的資深美編張向春向《亞洲週刊》回憶，「那時候我的版面設計完全沒有條條框框，老左完全支持我。南周是真正的百萬大報，我們每一期居然把發行量，一百多少萬份，印在報眼的地方，可見當時的自信。」這位從南周誕生開始，就為之工作的美編仍然認為，「老左在的時候是南周的巔峰。」

鄧小平南巡以後，南周的尺度得以慢慢放開，左方的策略是「讓敏感的人寫不敏感的文章，讓不敏感的人寫敏感的文章」。那時候，《南方週末》經常報導胡績偉，胡績偉曾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提出「人民日報是人民的報紙」，致力於推動中國《新聞法》的起草。在當時，這位報人堅定地支持趙紫陽，反對鎮壓。至此以後，他被撤銷一切職務，留黨察看兩年，成為中國政權的敏感詞。

「他是個最敏感的人，但我在胡績偉家跟他講，不管哪一天，你都是我們中國新聞人的領袖。但敏感的人如果寫敏感的文章，上面已經盯住了，那就給報紙帶來很大的風險。但我要讓胡績偉在南方週末見報，」左方對《亞洲週刊》說。

於是，左方「別有用心」地在《南方週末》刊登了胡績偉去四川旅遊和懷古的文章，甚至刊登了胡績偉的老婆是如何嫁給他的文章，「胡績偉說他取了個富婆，我就刊登，這個富婆怎麼會嫁給胡績偉？」

儘管這是毫不敏感的花邊故事，但只要胡績偉見報，就能引起全國讀者的關注。而對於敏感的問題，他選擇找年輕、不太出名的學者寫，「上級就把他略過去了。反正觀點，需要說的話，也都說了。」

在1994年業已退休，返聘《南方週末》之後，左方依然對南方週末時時做「風險評估」。彼時南周的頭版頭條多是頗為敏感的「大案要案」，這給南周帶來發行和聲譽的同時，也讓左方感到不安，「我感到必須改變，但我想不清楚怎麼變，就要大家開會討論。」

1998年的這次會議是左方為數不多的又一次發怒。「許多年輕記者喜歡大案要案，對此不以為然，前一天他們喝了個酩酊大醉，第二天開會，很多人遲到半個多小時才慢慢進來」，左方回憶。左方軍人出身，他當時的憤怒令在場的錢鋼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幸好我現在不是主編了，不然我現在就拖出去幾個人斃了！」

這是左方作為退休返聘人員，在南周工作的最後一年，不久以後，左方將作為旁觀者，眼看南方週末進入另一個時代。而在此以前，左方已經一手打造了《南方週末》的兩支隊伍。

兩支隊伍的拼圖

江藝平在主政《南方週末》以前，已經在南方日報集團工作數年，那時《南方週末》在整個集團最令人羨慕，「那是很多人想進去，但是很難進去的一個地方。」

江藝平被集團提拔為社委以後，負責分管《南方週末》，但她不認為自己是去做領導，「我是去跟著老左學習。我對他是遠遠的崇敬，因為知道他創辦了南方週末」。

彼時，返聘回來的左方要帶兩支隊，一支採編，一支經營，他把重心放在了廣告經營上。江藝平對左方的經營頭腦有深刻印象，「他對市場特別有感覺」。

她還記得左方對市場化媒體的生動描述——「三個輪子」理論，「前輪是採編，左輪右輪是發行和廣告，由採編拉動發行，發行拉動廣告，在90年代初的時候，能這樣表達報紙經營理念的還不多。」

左方善於給經營團隊傳遞南周的價值觀，團隊裡的每個人很快都成為《南方週末》品牌忠實的傳播者，江藝平對《亞洲週刊》回憶，「他們能夠很準確地告訴南方週末的客戶，南方週末是怎麼樣的一張報紙，有點像被老左洗腦了一樣。而把這種理念傳遞給客戶，客戶也會很認同這種價值。」

在報紙剛剛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年代，經營團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左方總是支付給經理人相當高的提成，南周的一位副主編曾為此頗為不滿，「憑什麼給經理人這麼高的工資？」左方毫不客氣地回應，「沒問題啊，你也可以來做經營」。這讓左方的「兩個後輪」運轉飛速。

而與此同時，另一支隊伍，左方也沒有放下，他給江藝平找來了搭檔，《南方週末》的頂峰拼圖至此完成。

他在新書《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中專辟一章——「三請錢鋼」，詳細回憶了如何三顧茅廬的故事。而錢鋼則單獨回憶了一段書中沒有的內容。

彼時錢鋼供職於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擔任總策劃，對於《南方週末》早有關注，錢鋼還記得彼時南周雄心勃勃的口號，叫「報業的北伐」，他回憶，「每一期（南周）在北京都可以印刷十萬份」。

而在錢鋼去中央電視臺的前一年，左方就已經來邀請錢鋼加盟，並且說了一段讓錢鋼引為先知的讖言。

「他對我說，南方週末這把刀要磨快了，將來要向誰的頭上砍去？向權貴資本主義的頭上砍去。這真厲害，他在1994年就有這個思想了，他已經看到了中國今天要變成什麼樣子，」錢鋼回憶。

後來錢鋼調入了中央電視臺，這讓左方的邀請更加困難，「我在中央電視臺受到大家的厚愛，又是老大哥，我的小環境很好，其實不願意離開中央電視臺的。」然而，江藝平在每一期報紙出刊以後，都會請尚在央視的錢鋼對本期報紙進行評刊，左方也持續地邀請錢鋼，最終，他用一次「欺騙」換來了錢鋼的加盟。

「有一回，我和我的攝製組正在拍片子，在拍片的路上，接到一個左方的電話，聲音顯得疲弱和蒼老。他和我講，錢鋼啊，我最近腿受傷了，我躺在床上不能下來，我還是想說一句話，南方週末是個好機會，你還是來，跟江藝平一起做這個報紙吧。」

「由於他給我講的聲音的感覺，讓我很感動，我當時說，好，我要去，我要去南方週末。後來才知道，他是騙我的。他沒有摔傷，他是用了一個方法，騙我去和江藝平合作，」錢鋼笑著回憶。

兩支隊伍的冠軍拼圖讓《南方週末》盛極一時，但這位返聘回來的前主編實際上沒有任何實際職務，報社員工從來只叫他「老左」，最多則叫一句「左老師」。有時候，他和廣告客戶談生意，編輯部的鄢烈山嫌他太吵，「我們開編務會，就很隨便地讓他們到另一個小房間去。」

對這些事情，左方從不在意，反而討厭各類官僚式的稱呼與相處，但有件事情，卻讓他一直耿耿於懷，而後來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也應證了左方的憂慮。

改版的困境

1998年，得到指示「不得再返聘左方」後，左方才徹底地離開了南方週末。到不久以後的2001年，江藝平和錢鋼也被有司下令離開南方週末。左方說，2001年後，南周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南方週末在那時開始改版，這讓看重策略的左方至今耿耿於懷。從前，按照左方的策略，《南方週末》是《南方日報》的補充，「你開什麼大會，我不管，七.一，十.一我不管，因為南方日報已經有了，我是一個補充，我就追求貼近讀者，追求我的啟蒙的作用」。

「但是年輕人認為南方週末不正規，因為它就是一個個熱點專版的組合。他們說作為一個百萬大報，它應該是一張有時政、經濟、社會、文化，幾個板塊組成的新聞週報。」

左方的在意不僅僅是對「自己孩子」改變的不滿，他對《亞洲週刊》強調了中國政治制度的特殊限制，「我不是反對辦新聞週報，我也欣賞他們現在辦得不錯，他們是一個發展，但是你再辦一個新的嘛，你別把南周改掉。因為只要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解決，新聞的空間沒有解決，南方週末這樣的一種辦報模式就應該存在。我把南方週末定位成一個熱點專欄專刊的綜合體，這樣使得我們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可能對推動中國的進步更有好處。」

「現在要把它直接設置一個政治的專版，老實說，你就很難做到，不講假話，不講空話。我主持的南方週末，我敢講，我是從來沒講過假話，沒講過空話。現在的南方週末，他們不敢講這個話，這是沒辦法的，」左方說。

江藝平認同左方的擔憂，她告訴《亞洲週刊》，「老左不是否定，而是認為作為一張以啟蒙為己任的報紙，它還可以走得更遠一點。已經行之有效的一些辦報的理念，市場證明對的，為什麼不走得更遠一些呢？」

「南方週末後來年輕人想的呢，是所謂規範的新聞大報，也是看到很多國外的報紙分疊，財經疊，生活疊，娛樂……等等，他們也想這樣。應該說，2000年後，中國的報業受西方的報紙影響特別大。」

「而從前的靈活性在於，如果政治收緊的時候，我可以更偏重於娛樂性一些，你一放開，我就可以把時局更突出。之後設置了各種板塊，就有些畫地為牢，而在這個裡面跳舞是不自由的」，江藝平說。

向西方新聞業學習的改版當然讓這份報紙更加專業和大氣，然而，左方擔憂的事情還是不斷發生了，距今天最近的風波，便是2013年初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

南周人已經紛紛出走，在諸多報人對南周悲觀失望時，左方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從不為南周悲觀

經歷過2013年初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後的種種風波，鄢烈山在談到南方週末的現狀時，頗帶悲涼地說，「以後南方週末會怎麼樣，不重要，南週三十年，代表了人心所向，這麼多有新聞理想的人過來，在這個旗幟之下，這是它的力量所在。」

而左方則並不如此，他回憶89年以後的南周作為對比，「我覺得一個時候，報紙有沉有浮，很自然的。我在的時候，也曾經從40多萬份跌倒20多萬份嘛，後來逼著我搞‘三玩’，把它搞上去。因為中國的這個政治局勢有時候緊，有時候松，所以報紙的起起落落也不是什麼。」

他的自信來自於那些對他慕名而來的南周新人。這些新入行的記者告訴左方，他們要進入新聞業，就是衝著南方週末來的。「所以，南方週末到現在，不是派來一個領導就可以改變的，你可以控制它，但是它的思想，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而左方主政時定下的規矩也依然保留。一位新來的領導，命令編輯在南周發布一篇自己朋友的稿件，要求下一期見報。然而該版面的責任編輯在該文上寫道「此稿不適宜，退回去」。

怒不可遏的領導找上責編，責編告訴他，「老左定的規矩，‘認報不認錢，認稿不認人’，南方日報來的主編只有殺稿權，沒有發稿權，這個規矩沒有廢除。」

左方更大的自信來自於市場的力量。他告訴《亞洲週刊》，「市場上，我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讀者群。他就是認這樣的辦報理念，他才買南方週末。你要徹底改變，就意味著把你的市場都要丟掉。南方週末不僅每年給南方報業創造大量的利潤，而且品牌效應是特別巨大的。包括南方日報集團去招人，都打著南方週末的招牌。」

2013年南周事件以後，《南方週末》大量的骨幹記者和編輯辭職離開，左方反而認為是好事，「林楚方（著名的大陸傳媒人，現任《壹讀》雜誌主編，曾任職於南方週末）告訴我，從南方週末出去，現在走市場路線的傳媒人，南方週末人佔了半壁江山，我聽了感到很高興。只要他接受南方週末這種理念，他到了外邊去，那就是推動社會改革啊。」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還很漫長，南方週末沒有理由放棄自己的使命。」而現在，左方依然寄希望於更新鮮的血液不斷地流進南方週末，新的一批受《南方週末》影響的年輕人，會在此處守時待勢，厚積薄發。

南方夢想

在長洲島的落日餘暉中，朱學勤給左方講了一個臺灣人眼中共產主義的故事，「臺灣人害怕，說‘共產主義者’六親不認，老左你在50年代有沒有感到這種？」

左方點頭沉吟，講述了自己與母親的故事，「我十五六歲，就要參軍去抗美援朝，我媽媽30多歲守寡，養大了我，她不同意我去，我現在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時我跟她大吵大鬧，跟我母親斷絕關係。」

「假如我真的到了朝鮮，十有八九我就犧牲了，我媽媽這麼艱苦養大的小孩，我母親後半生得有多苦。所以我母親逝世的時候，在追悼會把我母親的遺體推出去的時候，我突然間控制不住我自己，一下子跪下來大哭，把車擋住。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下跪……」

這是左方講過多次的故事，他繼而肅然批評，「死了那麼多人，得到了什麼呢，看看現在的朝鮮是什麼樣子啊。」徹底地反思斯大林主義，這是他決定在《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最後一章寫下自己對當今時局思考的最大原因。

在該書最後一章中，左方詳細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未來的思考，「目前正處於關鍵時刻……改革經歷十年若成功，將成就新一代偉人，若失敗，改革開放將會全面倒退，出現一個由警察和特務統治的黑暗國家，導致新一輪革命，結局如何，讓歷史作出回答。」

這份冷靜並不能讓他看清目前紛繁複雜的政治局勢，他對《亞洲週刊》說，「真正中國的這個路，走不走得通，現在搞的到底是什麼名堂，我看得等到2017年。在19大以前，我們可以看到答案。現在，我也是越搞越糊塗了，但是，不妨冷靜的去觀察。」

這種左方自稱的「憂國憂民」不僅是報人時期他的生活狀態，也是如今的日常慣例——今年80歲的左方仍然保持著當年主政《南方週末》的生活習慣。他每天閱讀南方報業集團出版的幾份報刊，讀得最多的當然是《南方週末》。不同於老人慣常的早睡早起，他仍然像年輕記者們一樣習慣晚睡，這是他多年難改的職業習慣，更是因為，他還要等到深夜，收看鳳凰臺和中央電視臺的時政與國際頻道。

即便如此，左方還是自嘲對現在的資訊瞭解太少，他沒有手機、微博、微信，對網際網路上迅速更迭的大量議題僅有耳聞。兒女禁止他接近網際網路的最大原因，是以左方對中國的關注，家人害怕他「上去了就下不來」，因為這份關切來自於他的半生追尋。

「以前我追求的是個烏托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保爾.柯察金是斯大林烏托邦所塑造的一個典型人物，我現在要否定的是這個烏托邦的理想主義。但是現在，追求中國的新聞自由，就是我的中國夢了，」左方說。

「在中國，新聞自由的理想，也會是一個烏托邦嗎？」記者問。

「如果說是一個現代民主的、自由的社會，很正常。這是一個世界潮流，絕不會是烏托邦的。」說這話時，左方像年輕時一樣言辭堅定，滿懷信心。這或許因為，他確實失落於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但畢竟，他煉成了南方。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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