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四年内两谈政变经
二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一日，这半月当中，凤凰卫视在“凤凰大视野”节目中连续播出了十集专题访谈《我的一九七六》──以“伤逝”（周恩来逝世）、“春潮”（天安门四五运动）、“国葬”（毛泽东逝世）及“惊雷”（“抓捕四人帮”）为题回顾三十五年前中共元老派以“宫廷政变”“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划时代的“非毛”转折。
与此同步，凤凰网又连续十五天转载了相关回忆文章。因为凤凰台虽然总部在香港，号称“港媒”，但众人皆知其实为“体制内”，堪称“CCTV二台”。加之《我的一九七六》是在京采访亲历“粉碎四人帮”的许多当事人，如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原《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王忠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等，所以网民称这一事件为“政变经又热北京”。
如果离开历史经验和现实新动向，孤立地看，此次《我的一九七六》可以勉强解释为纪念文革结束三十五周年，但有一疑问难以回答：既然要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年，为何不在十月六日开始播出？而要延期到十一月八日，就可能别有所图。而且，凤凰台曾在二○○八年同一栏目播出过《一九七六年十月纪事》，也是“粉碎四人帮之政变经”的系列访谈，有什么必要四年内又老调重弹？
只要想想中共历史上每次出现“热谈政变经”，总会有政治地震伴随，就不能不让人对这次“北京又在热谈政变经”产生特别的注意和猜测，它是否又是一次“惊雷”的前兆？
中共史上三次“热谈政变经”
史料记载，中共史上至少有三次“热谈政变经”，结果皆造成了皇储的非正常死亡或更换。
前两次“热谈政变经”，出现于一九六○年代──其时国际上流行政变，仅苏联七年之中就出现两次政变，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与金日成会见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可能政变”之说。经过两年的不断大谈“中国可能政变”，毛如慈禧太后以“一把手政变”更换了“二把手”，在一九六六年拿下皇储刘少奇，换上林彪。而林彪不知厉害，听信周恩来的引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放谈政变经，结果让毛起疑，只得于一九七一年使林葬身温都尔汗，贡献了一个永远的“九‧一三事件”和“五七一工程”之谜。
第三次“热谈政变经”，是在一九七六年了，江青等又大谈“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政变经），结果就有了“十月惊雷”，毛培养的以“江青为主席”为首的坚持文革集团成为阶下囚。
十年文革，其实就是一个天天谈政变经的十年动乱。
历史一再证明，只要北京开始热谈政变经，多半是政局不稳、换旗在即的改朝之兆。
中秋过后山雨欲来
此次北京又热谈政变经的现实背景，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诸多景象。请看二○一一年九月以来──
九月八日，《朱鎔基讲话实录》高调在全国统一发行──以怀念改革，反对倒退为主旨的“朱鎔基四卷”，表明了对胡锦涛新政让改革倒退为“下海”的极端不满：中共的“前台”与“后台”出现严重分歧。
十一月六日，华国锋骨灰归葬山西交城之信息向公众公开──华国锋遗嘱拒绝骨灰放入八宝山，大有“死后退出中共”之志。而党内“拥华派”公开召开“纪念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三十五周年”会议，坦然表达了对邓小平推翻华国锋的强烈不满。从山西政府花费亿万元建造豪华“华陵”，显示了“拥华派”不可小视。
同日下午，在俄罗斯访问的温家宝来到普希金市，面对欢迎人群朗诵普希金著名的《自由颂》，这不啻于公开亮剑向左派下战书──中共党内的自由派已经强大。
十一月十五日，《南方都市报》以整版篇幅图文并茂地悼念改革家任仲夷（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振聋发聩地公开了任仲夷的“政治遗嘱”：“广东有今天…… 耀邦、紫阳也功不可没。”──言外之意，赵紫阳不平反，天理难容！这是赵紫阳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被迫含冤辞职二十二年、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病逝六年来，中共喉舌首次公开出现为赵紫阳评功鸣冤的文字。在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共党内改革派又从广东集结出发，公开呼吁为赵紫阳翻案昭雪。
十一月十七日，山西太原和河北石家庄的左派集会焚烧广东南方报系集团旗下报刊，声讨南方报系为“汉奸卖国媒体”──文革复辟派与改革派的决斗已箭在弦上。
十一月二十日，凤凰台政商之道节目中，批评胡锦涛刚刚结束的欧洲之行惨败──将只可私下说的“请求欧洲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放在枱面上说，结果受到公开拒绝的奇耻大辱。令中国陷入美国新包围圈，如文革时一样又成为“光荣的孤立”──胡内政腐败导致外交也全面失败，国内外一片危机，不让胡寿终正寝的倒胡潮已汹涌澎湃。
十一月二十一日，广东又发生陆丰民众四千人大游行事件后，重庆的薄熙来派与广东的汪洋派，在凯迪等网上展开了激烈对骂。这一诸侯公开宣战，显示中共党内矛盾急剧升级，文革派的“五七一计划”已在进行。
三种交班模式皆出自帝王传统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方都市报》以整版篇幅意味深长地介绍“大清接班人模式之困：雍正危机处理收官与补漏”，让人们明白，中共十八大前夕如此刀光剑影，关键是“十八大”太不寻常了──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中共接班人模式皆是强人指定：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都由邓小平指定。而“十八大”虽然已定习近平接班，中共却已进入失去强人的时代，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已没有指定谁为皇储的权威，这就让“十八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野心家”蠢蠢欲动。
考之中共接班人模式，只有三种：
一是强人指定：“建国”前，由共产国际和苏共指定认定（陈独秀等）；“建国”后由毛、邓指定。
二是宫廷政变：一九七六年十月“惊雷”拿下“四人帮”──叶剑英当时面对有人让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建议，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这证明叶剑英深知十月“惊雷”就是宫廷政变。
三是非常时期的党内民主产生：“建国”前的经典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毛泽东乘机突然上位取得军权，后于一九四五年“七大”正式登基；“建国”后的典范是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邓小平以摄政方式先架空华国锋再予放逐。
中共这三种交接班模式，其实全来自中国古代君主制度。据《史记》，中国所有的权力交接模式，早已在五帝和三代（夏商周）时奠定。
中共的三种交接班模式，不过是帝王（强人）指定式的变形，即使有时是党内民主交接班，也越不过帝王传统的“尧舜禅让”或“诸侯自主选帝”，与现代民主依然格格不入。
中共要想“十八大”平稳，根本途径只有一条，彻底摆脱帝王传统的模式，真正实施现代民主制度，还权于民，绝不能以一姓一族一党之兴衰决定一国人民之兴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来源:《动向杂志》3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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