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赵九章所长（右三）、陈宗器副所长出访归来，途经武汉拜访武汉大学领导并看望在这里学习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同仁。（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了一层泪影……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党内四老”之一的吴玉章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犹如一部音符里弥漫着不安与不祥的交响乐，休止符的出现总是短暂的。1966年，历史将中国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癫狂。中科院里，赵九章首当其冲——
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工夫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园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乔算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了。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但家里不知被抄过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着找找乔的电话。
希望，有时就如安眠药，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但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地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钟，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里……
但赵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时刻关注着卫星工程，关注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中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他尤为牵挂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革”开始不久，钱骥便和他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他托人偷偷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并作好了被抓“现行”的最坏打算，纸条是用德文写的，然而，纸条送出去后杳无音信。赵九章无法知道的是，这时的钱骥也被打成“特务”，逐出了卫星工程的山门。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姚桐斌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此时的中国，哪里去找一张可以安静读书的桌子？哪里去找一盏能够让人俯首于橘黄色光晕下专心科研的明灯？
“文革”也让人看到，许多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事业的全身心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撞成满地碎片，他们学不会苟且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了一层泪影……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党内四老”之一的吴玉章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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