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伦终于定下了逃港时间，1969年6月6日。
计划逃港已经三年，迟迟下不了决心，开始是母亲蒙受冤狱，他想等到母亲回家。现在是母亲回家了，这又让汪伦难以一走了之。
最终下决心在6月6日出逃，是因为他最近一次从生产队跑回中山县贩卖鱼虾，被进城的同村大嫂看见了，于是，全村人都在传这个知青在城里倒买倒卖搞自发。生产队长带着一票人连忙开会，会上有人说：“把他绑回来，打到吐血，再用枪押着他劳动改造！”
6月6日，是农历的五月二十二，海潮从晚上七八点时开始向澳门方向涌去，汪伦估算这时游往澳门将有6个小时的顺流时间，能省不少力气。况且是夏收最忙的时候，沿海农民谁还有精力半夜起来抓偷渡犯？
定出时间，也就定下了心神，汪伦准备睡个好觉，第二天行动。
就在6月5日深夜，一阵砸门声把他惊醒，他一惊，走漏风声了？
区上的主任带着一群人冲上楼搜查：你有朋友来过吗？
第二天早上听街上在传，昨夜登陆了几个台湾特务，当场击毙一个，两个跑了。中山、斗门、珠海三县成为重点搜捕地区。台湾特务，在段主任的嘴里，成为汪伦的“朋友”，这地方真的不能再呆下去了。
出逃
6月6日，汪伦和同路人老麦接上头，骑着自行车，向北进发。中山县北65公里外，就是澳门。他们计划先游到澳门，再伺机转到香港。
老麦原是中山县公安局主管批准出境的干部，他和他的前七任一样，因为这个位子的特殊性而收受贿赂，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在中山的日子不是很好过。
出逃的人想得都很细，万一出逃不成，还要在中山活下去，无人收容时，倒卖个鱼虾，自行车就是长途跋涉的工具。汪伦在偷渡前已找好了朋友，帮他们从几十公里外把自行车骑回中山。阿安和超雄就是这样两肋插刀的朋友。
不料，汪伦把时间算错了，他以为晚上7点的农村和县城一样会光线暗淡下来，哪知6月的傍晚7点，刚刚收割过的麦田，一望无垠地照耀着炽白的太阳。汪伦、老麦、阿安、超雄四人不得不前后分开来走。但四个陌生城里人的走动，在寂静无声的村落变得格外显眼。
一位军人走到近前，早年的公安老麦主动上前打听“陈柏勋是不是住在这个村子？”看来他的功底不错，军人答：对，他就住这个村。有惊无险地混过一关。
又一位军人骑车而来，看到的却是老麦手里明晃晃的电工刀。三人对峙，夜幕将合，惊恐两散。
一路上，老麦开始惦记起孩子、家里的鸽子；入过狱，再抓住会加刑，而且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所有这些都令他犹豫起来。
逃回县城，到家时午夜已过，汪伦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看着楼梯就是抬不起来。
走在后面的阿安和超雄被闻声而来的人围住。但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说明要偷渡的东西，也就不了了之。
第一次逃港流产。
危机
逃港是汪伦计划了三年的大事。
1966年，汪伦第一次有了逃港的心思，是在“文革”初期。他所在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停止了宣传，对着文化馆老缪搞起了“阶级斗争”，队员们相互落井下石，每个人心中都盘算着“你死总比我死要好”。揭批了两个月，宣传队解散，汪伦没有住处。“逃港”二字，就是他在公共厕所里呆了一夜，想出的结果。
到“文革”发动这年，汪伦中学毕业已经6年了，因为有个叫汪精卫的叔祖，所以大学也没得考。汪伦就是把自己缩得再小，在中山县的目标也很大，因为这位叔祖的缘故，他们全家都活得小心翼翼。从小练习小提琴，汪伦的理想是到专业乐团当一名小提琴手，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点名要他，结果，负责招生的郑秋枫（《我爱你，中国》的曲作者）还受到批评。他得到校长的最终答复是：你别想考上大学！
1961年，汪伦的母亲还没有因“特务”和“泄露国家经济机密罪”而入狱。她还能替儿子出个主意：要不要申请去香港？后来，她的母亲因“特嫌兼泄露国家经济秘密”的罪名身陷囹圄。“特嫌”是因为她的家庭背景，“泄露国家经济秘密”是由于她写信给澳门的三姐说，每月每人供应四两油、一年只供应一丈二尺棉布，希望酌量寄点东西来。结果，这些来往信件都被有关部门拆开，这些家庭事务构成“泄密”罪，汪伦的母亲被关进了看守所。
直到1966年，汪伦先是失去了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拉弹唱全能的工作，后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被发现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言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有这样的论断：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由“感性认识”到一定程度时，会向“理性认识”飞跃发展。汪伦在学习心得中给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中间，加了一个“悟性认识”，他以为自己已经“悟到”了毛泽东的理论精髓，不料却被红卫兵查了出来。红卫兵看见这么“反动”的言论，还白纸黑字写在日记上，很明显就是自认为比毛主席的理论水平还要高。
这样一来，汪伦就成为一个准叛徒、“黑七类”的孝子贤孙，非拿出来示众不可。他甚至被逼到承认自己有偷渡的想法，没有任何行动。斗到最后就趁着“上山下乡”的高潮，把他赶到乡下插队，当起了“知青”。
汪伦一心以为，到了农村就会有一个避世的静地。没想到他插队的小队队长曾经作为贫农代表进驻过他妈妈的学校，也就是汪伦中学母校。所以对他的家庭出身和背景知之甚详。汪伦无可避免地再次成了专政对象。这就更促使他下定决心，必须偷渡去找生路！
策划
他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张粗糙的民国时期中山县地图，便在这张地图上思考起偷渡的办法。
汪伦所在的石岐镇，是中山的县城，以那张旧地图的比例尺来算，向北距广州85公里，向南距澳门63公里。石岐已处在第二边防的位置，远路来的偷渡者都要先落脚石岐。如果那些身带指南针、救生品、干粮和水的人在石岐平安无事，他们就会像游客一样去翠亨村的中山故居“观光”，并溜到“中山烈士陵园”后边躲藏，等到天黑爬山越岭，走上一周左右的山路，来到海边。
汪伦在中山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知道熟悉中山地形的人，都会骑自行车或沿着公路走到最靠近南溪或者下栅两个边防检查站附近再上山。通常从界冲或坦洲向东爬上山，这就叫走东线。如果走西线，就要进水田区，入磨刀门再游向澳门。
汪伦选择走东线，因为他对此条线早已熟悉，当年是坐在汽车上进出边防站和军营，拥军爱民送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节目，而这次，是偷渡。
走西线到澳门一般要先游到外海的荒岛上，等待一两天，等到潮水向澳门方向倒流时，再往回游到澳门。否则就要绕到湾仔的南面，从银坑下水游过去。从地图上看，银坑是最靠近澳门的，但要平安地到达银坑，在有重重把守的边陲重镇绝非易事。
汪伦计划中是走东线，也就是沿着张家边、南朗、翠亨村、崖口到大金顶，西线的路也会汇合到这里，然后偱着萧家村、坦州、南屏、前山，直到和澳门交界的拱北海关。那是他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时，慰问边防官兵常走的线，没想到当年的积极和热血换来的地理知识，在出逃的时候成为便利条件。
踩线
考虑好走哪条线以后，汪伦决定实地考察一次。
他找到儿时朋友阿屏，说要去看望阿屏家的亲戚，两人带着糖果饼干骑上车便冲着阿屏亲戚家附近的边防站飞奔。
看完亲戚，汪伦提出想到香洲买点咸鱼海产回城贩卖，香洲，是通往拱北海关的重要一站。渔村的人朴实，也没多想，就叫了一名叫阿顺的憨厚孩子带着他们去往海边的白沙边防站。汪伦问阿顺离澳门这么近为什么不偷渡？阿顺说，乡下人到澳门找工作不易，再说政府对边民很优待，粮食副食配给较多，白天还能收听港澳电台，大家也就满足了，不是实在过不下去，谁去逃港？
少年带着两位青年，看了白沙边防区、香洲渔港、南屏山，还爬上了能够对望澳门的烟墩山。下到烟墩山右侧，沿着前山村的公路往南，就是澳门了。
他们来到拱北海关、最后走到和澳门只隔着60米左右宽的小河“湾仔”。汪伦两眼不停地扫射哪里最窄，能做下水点。这条小河靠近中方的一边，布置了两道约一公里长的铁丝网，铁丝网中间是一条30米宽的水田。
小河两岸，南有车水马龙的澳门，北是中山三步五步的岗哨。阿顺说一到夜间，边防军就带着军犬在中方岸边巡逻。两座岗哨上会有探照灯照射下来，照不到的中间地带会很黑，很多人选择走的黑路，却是军人和民兵守株待兔的地方。另外，每晚九点，那些地方会亮探照灯。
阿顺还说了一句：退潮的时候，人随着潮水就能到澳门。所有这一切，都正是汪伦最需要的。这时汪伦已不用少年指路，骑着车子熟悉地带着阿顺回佛径村，阿顺突然开始求汪伦：“同志，我不是有意的，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汪伦和阿屏听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他记路太熟，少年把他们当成“钓鱼”的公安了。
准备
逃生之路已然摸清，剩下的就是充分准备。
汪伦重拾旧艺，每天练习游泳，从夏天练到了冬天。1968年的大年初三，泳池里只有汪伦一位冬练三九的人，这天气温5摄氏度，水温8摄氏度。汪伦把腿伸进水里再提起来，小腿已经在冒烟了。他还是咬着牙下了水。头一个25米，身体还没有太冷的感觉；第二个25米，就觉得冷，而且越来越冷，耳朵里面开始有痛的感觉；到了第三个25米，每一次划水全身的关节都在“嘎嘎”作响，连脖子都觉得痛；到了最后25米，全身都已经麻木了，只感到头痛欲裂。这次下水给了他没齿难忘的记忆。
除了在泳池中锻炼，汪伦还到河里去，并且专门逆水而游，练自己的体能。他以前的小提琴老师告诉他“醋酸去氢可的松”是兴奋剂，可以考虑派用场。汪伦试了两粒，结果别人先游了1500米，他还是比先入水的朋友游得快，坚持的时间长，而且不累。他正在感谢药效，身体状况说变就变，一整个下午和晚上，人都虚脱得没有一点力气。从下午三点开始的六个小时里，人软得像一团烂泥，脑子清醒、耳朵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别人的谈话，但身体就是不能动弹。他计算了一下，药力只能维持八个小时，超过八个小时，就回天乏力了。冷静下来想想：此药绝对不能用！
阿顺说的退潮，也是汪伦急需弄明白的，他找到国学底子最好的冯老师请教潮汐规律，冯老师给他画了张详细的涨潮退潮时刻表，却“天干地支”得令他完全看不懂。一位渔民老伯一句话就点透了他：“你们有文化的人会算术，按农历的日子打八折，就是潮水退向外海的时间了”。
在时间上，汪伦一度认为1968年是逃港最佳年度，这一年中山的两派武斗升级，红卫兵经常冲击解放军和边防军。为了社会安全，军队的枪枝都进了库。大乱对于偷渡者来说，却成了机会。
汪伦开始关注那些偷渡未成功的人，柏池是因为干衣服带在一同偷渡的朋友身上，而两个人在水里被冲散了，登陆澳门后，柏池只有一条内裤，光着上身。葡警一看便知是偷渡者。押了回来。葡警举报一个偷渡者能得10元赏金，因此，汪伦就想尽办法先存上20块葡币，以便能在万一被抓的情况下，可以高价贿赂葡警。随着他对偷渡失败了解的深入，便不再陷于被抓捕的恐惧--当众游街的何北海累计偷渡18次被抓，抓一次判一年，总共判了18年。这件事使汪伦明白了，被抓不会判死刑，也因此减轻了他的精神压力。为了麻痹众人，汪伦每隔几个月就到外地住一段时间，表示自己长期不在中山时，不过出门走趟亲戚，并非逃港。
还有一些细碎物品不能少，清凉油对付蚊虫，红糖解山岚瘴气之毒、生姜驱寒解蛇毒。汪伦准备的都是最基本的，还有人带着胡椒粉或者老虎粪对付警犬。
偷渡最关键的步骤是游泳，万一体力不支，还得靠救生设备。汪伦拿充气枕头备用，有人用球胆、自行车内胎、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位被抓的偷渡者，身上带着十几只避孕套，想吹大了浮身用。他死不承认这是救生工具，气得警察说：“人还没到香港就想嫖妓啊！”
再逃
做好了一切逃港准备的汪伦，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在1968年底背了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到广阔天地改造思想去了。
1969年6月6日，经历了第一次没到海边，就被解放军吓回县城的失败后，汪伦决定不再与人同行，他要独自游到澳门，以免碰上拖后腿的同伴。
7月7日，一大早，汪伦对母亲说了一句：“妈，万一出什么事，就当少生了一个”，就再没回头看母亲一眼，他怕两人都受不了，被外人看出破绽。这是汪伦与母亲的永诀。
先骑几十公里自行车到了无法行车的区域，汪伦的女友阿怡、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一直骑着另一辆车，送他到郊外。两人没有挥手告别，也没有说再见，更没有热情的拥抱，只有静默无声的双目凝视。
晚上8点，汪伦和送行的超雄抱着大南瓜和冲头菜，站在村边的公路上。逢人便说捎点菜，搭个过路车回县城去。等到天黑人稀，他俩一下子跳进荷塘里，在齐胸深的泥塘中爬进对岸的黄麻地。
站在高地上又看到澳门的满街灯火，但是翻过这一高地，山凹里即陷入一片看不到前路的死寂。
汪伦正要趁着静默与黑暗涉过南溪河，突然一道忽明忽暗、左闪右晃的光线出现在他的右前边。光线的背后隐隐约约看到一团黑黑的影子走走停停地向汪伦靠近，汪伦屏住气息，唯恐自己的呼吸声被那人听到。那人走到汪伦身旁时，他才看清那是一位头上顶着一盏带凹光镜的煤油灯的农民，是来抓田鸡的。汪伦趁抓田鸡者弯腰之际，想闪身逃向对岸，不料扑通一声掉进旁边的水田里，倒把抓田鸡的人吓得魂飞魄散。
不知道一夜之间爬过几座山，终于又登上阿顺带路来过的边防哨前附近那座烟墩山。汪伦听着自己将要跳出胸膛的心跳，想再次俯瞰对岸澳门的灯火时，东方已经发白。逃港的第一夜就在几十公里山路中过去了。
第二天，吃完一块变味的面坨坨，挂着一身被荆棘划成碎条的带血衫衬，像个昼伏夜出的动物蜷在山洞里睡一觉，总觉得有个人突然出现在山洞前。
最终让汪伦清醒过来的，是两道交叉射来、亮如白昼的探照灯光--阿顺说过，每晚9点，探照灯会亮起来。9点了。
伏在地上的汪伦在心里读秒，他算了一下大约二十多秒灯光会扫一圈，还有十来秒的时间，自己处在黑暗中。他就趁着这十几秒的黑暗，连滚带爬地扑向海边。等到灯光再度扫来，就趴在地上等待。如此反复多次，海浪拍打堤岸的响声越来越清晰，澳门的灯塔也越发近在眼前。
滚过地上的带刺的芦蔸，爬过国防公路上松针一样的针状落叶，身子下面是相对柔软的花生地，花生地的边缘就是他向往了三年的大海。
汪伦决定在澳门的东边海面下水。西边湾仔一带不可能找到落水点，防守太严密了。只有到较远一点的海边，防范可能比较疏一些的地带。他下水的地方大约是在“水湾头”。
水湾头的花生地上，27岁的年轻人脱掉破碎的衣裤，穿着一条内裤，吹他的橡胶枕头。所有偷渡的物品加起来不到两斤重，裹在五层塑料袋中，系在腰间。他喝光了从中山县城带来的最后一口淡水，准备入海。
就在这时，狗叫声由远而近，还能听到一个人大喊：别跑，看见了，还跑！一阵枪声过后，空气凝结下来。
汪伦明白了，与他同时还有位更不幸的偷渡者也来到了海边。
不能再想了。跃身入海。
登陆
尽管下海前早就算好了退潮的日子，但是潮把自己往哪里带，汪伦根本感觉不出来。探照灯的光仍然有节奏地扫过。浪头把人抛起扔下，这是泳池和河里练习时不曾碰到过的挑战。他摸出波浪的规律，随势而动。
在海上大约游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已看清澳门东望洋灯塔，澳门发电厂的灯光也能看到了，还能听到发电设备的轰鸣声。再游一阵，“半岛石油”几个大字清晰可辨，连岸上洗麻将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汪伦才知道，自己是所有他认识的偷渡者中用时间最短的一个，因为计算潮水的时间准确无误。
澳门到了。
躲在防波堤的背后，大口呼吸着他认为已经自由的空气。撕开被海浪打破的四层塑料袋，拿出第五层里面的干衣服。换上。像个正常人一样出现在澳门街头。
夜未深，跑狗场刚刚散场，电影院也正在放出人流，街上一时间人头攒动，又迅速各有方向地消失在夜空下，只有汪伦在按着他儿时的记忆，辨认方向。
三轮车把他带到三姨家，三姨关照过的房客已不再认账。好在汪伦准备工作做得细，能背出多位中山逃来的朋友的地址。终于在“梁昌上门做木”的招牌下找到了朋友的朋友，将他“收容”。
汪伦享受了一夜安稳的睡眠，睁开眼看到澳门报纸上的头条：人类登月进入倒计时，十天后美国宇航员将登陆月球表面。
澳门“一二·三”事件后，年轻人只要经神父签名，就能到台湾上学。大陆偷渡来的人，却经常被葡警交还。有的前脚跑进澳门地界，背后就追上一颗子弹。所以，偷渡者更希望澳门只是他们从广东逃亡出境后，最初的支点和中转站，而不是终点。
逃港
汪伦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开始到处写信联系香港亲友。
中山老友飞哥早年通过正常申请来到澳门，现已帮他找到了蛇头，就在此时，他又接到早已在香港安家的前同事许老师的回信，愿意帮他出钱偷渡香港。
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斯斯文文地坐在汪伦打工的饭店里喝粥。他说自己是简医生，香港方面已核实过许老师的名址，蛇头愿意做汪伦这笔生意。
简医生再次来这家小店喝粥，是两个月后。他告诉汪伦，辞工、两天后到诊所找他。
一个晚上，汪伦跟着简医生一前一后地保持着距离，左拐右拐来到集结地，看到一个眼神游移的年轻人，正在两眼滴溜溜乱转。简医生叫上这个男人，连同汪伦，一块交给了船上的渔民。
渔船带着逃港者向外海驶去，凌晨时分能分辨出船正迎着微薄的白光开行，那是东方，香港的方向。中午时候船家告诉汪伦他们，到船舱底下躲着，不要出声。在漆黑的舱里不知和多少蟑螂同睡到了几时，轮机声停了，头顶上有人敲了几声，船家说：“到香港离岛长洲了，呆会小船会来接你们”。
船家带着汪伦换上小船，内海行进之后停靠在中环离岛码头，马上换成计程车，到达许老师的住处，见人交钱，算是暂告一段落。
剩下的是打工生存，到“临时入境事务处”申请永久居留证，解决非法身份。为了核实汪伦到底是来自台湾、越南、还是中山？更为了核实香港对中山县情况的掌握程度，汪伦被带到“港岛政治部侦缉科”，问话两个小时。后来，汪伦发现，警官不时打开修改的文本上，赫然标着中山县每一区、公社、大队的人事状况！那人要求汪伦对谈话保密，并告诉他：我们的人每隔三天，会提供一些最新情况。
汪伦的永久居留证办下来后，中山县开始风传他逃港的消息，说他在香港以写“反共文章”为生，写了本《一个女人的遭遇》纪念她的母亲，已被香港左派击毙在繁华的弥顿道上，身上还有三个枪眼。
他的母亲因知情不报被判了三年徒刑，临终前对汪伦的女友千叮万嘱，千万替她隐瞒病危消息，以免汪伦回家自投罗网。
在香港，从替人背送石油气罐，到实现儿时理想进入香港管弦乐团当小提琴手，再考入TVB。汪伦用了三年时间。1976年，他通过移民申请，去往美国。又是一番白手起家，曾任旧金山66号电视台主播、电视广告策划人的汪伦已经退休，他通过书写和回忆，影响了一批当年的“偷渡客”，开始书写大洪流下作为个人的逃港者，所经历的命运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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