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慕涵，是澳洲的一个中医师，也是在大陆长大几年前移民到澳洲的。和王晓丹的爸爸一样，我的妈妈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她现在正被关押在上海市女子监狱里。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说说她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我的妈妈生于1949年的上海，这就说她的一生都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度过的。在她很小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死在监狱里。我外祖母的双亲也因为地主身份在土地改革时候在农村被折磨死了。 这些事情造成了我们家一家人谨小慎微的性格。我妈妈说，家庭成分问题使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一直非常压抑。她没有机会上大学，18岁就做了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了。
她下乡的地方是江西，和上海相比一个非常穷困落后的省份。离上海只有十几个小时火车的距离，但是后来我妈妈为了让我能有好一些的受教育机会，把户口调回上海用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
我小的时候有个印象就是妈妈经常在听美国之音。在那个时代，在江西，这大概是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唯一途径。妈妈有时候还会和我说，希望我长大了能出国去，因为那里更注重人性。
1997年，我们开始炼法轮功。那时候，我正在读大学，妈妈已经在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做会计。多年的艰辛生活总算告了一个段落。妈妈每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在外滩的一个练功点炼一个小时，从那时候起她在单位里做的年度体检全部项目都是正常。但对于她来说，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给了她一个答案，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我们失去了练功的环境。周围的功友有的被抓走了，很多失去了联系。
几年后我移民到了澳洲，后来妈妈也移民到了香港。那时候，《九评共产党》已经问世，妈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九评》写得太好了。”我想，作为一个吃尽了共产党苦头的人，我妈妈这样的评价实在是有感而发。然而，在她终于到了香港，一个更注重人性，也能自由练功的地方时，她却选择了重回大陆。
“我的朋友里还有那么多不理解法轮功，我想想他们就着急。”她在电话里说。
我劝留在香港，因为那样更安全，我说：“香港有很多大陆游客，您在这里可以给他们发真相资料。”但她说：“不，我要回去，我的使命在上海。”
妈妈以前和我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用“使命”这样的字眼，我知道她是认真的。我尊重她的选择。
半年以后，妈妈在上海被捕。今年2月她被判刑三年，证据是从家里搜出的159张《九评共产党》光盘。九个月里，我为她请的律师只见过她两次，也没能讨论案情，因为直到开庭前三天律师才第一次看到案卷。在法庭上，她对法官和检察官说：“我早已经把死生置之度外。可是，我一直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审判，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拿出自己的良知。”
妈妈还是被送进了上海市女子监狱。一周后，向来身体健康的妈妈突发重度高血压，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我打电话给监狱问情况，对方什么也不说。有一次竟然在电话里给我放了恶毒谩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洗脑录音。我想，强制的洗脑和狱警的变态因该是妈妈突发高血压的原因。
有的时候，我很为妈妈难过，因为她这一生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到了快60岁的时候又被关进了监狱里受折磨；但更多的时候，我为她高兴。因为她这样一个一生都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度过，从小接受洗脑教育的人最后终于有了自己坚定纯正的信仰，并因此跳出了共产党给他们这一代人设定的圈套，达到了无私和无畏的境界。我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无比骄傲。
借此机会，我还要向所有帮助过我妈妈的人表示感谢。在我妈妈被捕后，澳洲的几十个联邦议员都给我写信表达了同情，并致函外交部表示关注我妈妈的案子。尤其要提到的是澳洲的两个参议员，民主党领袖Lyn Allison和塔斯马尼亚省的绿党参议员Christine Milne。她们曾经致函中国驻澳大使表示对我妈妈的关注，并质询外交部对此案的做法。还有影子外交部长麦克兰，在我最近收到的信中，他说：“工党不认为和中国严厉地讨论人权问题会有损澳中两国的关系。我们把这样的讨论看作可持续发展的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最最让我感动的是澳洲外交部的部长级官员、议会秘书亨特先生。在我觉得最艰难无助的时候，是他的帮助让我妈妈在监狱里的情况得到了切实的改善，让她在被绑架一年以后终于有机会见到自己的亲人。他让我知道了真正有良心的政治家是怎样的。
我妈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能让你们对法轮功学员和他们所作的事情有所了解。谢谢。
陈慕涵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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