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前，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获委任为国家科技部部长，是三十五年来首位非中共党员的内阁成员；六月二十九日，无党籍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也取代周强成为卫生部长。对于非中共党员陆续入阁，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很大进步，甚或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里程碑。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这一发展破坏了基本政治伦理，种下了日后决策混乱、权责不清的祸根。
非中共党员担任部委首长的安排，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这不仅因为两位获委入阁的“新人”万钢和陈竺，都是学历完整、在海内外卓有声誉的科学家，也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更重要的是，这种安排开风气之先，打破了三十五年前傅作义辞任水利部长后，中共完全垄断权力和国家行政资源的局面，大有逐步释出权力的象征意义。因此，外界不仅对此持肯定态度，也对两人期望甚殷。
新任卫生部长陈竺是七十年代初上山下乡时，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七八年恢复高考时，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攻读硕士，八四年进入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当地进行博士后研究，在血液研究，特别是治疗白血病等，获得瞩目的成就。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不少留学生申请外国“庇护” 时，陈竺毅然回国，很快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始事业一帆风顺。
对于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问题，陈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曾说：“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很大部分人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得不退出必须的医疗服务，形成贫困与疾病的恶性循环。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农村一半人口是因病致贫，一些人脱贫又返贫的主要原因是因病返贫。”他也曾指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公共卫生的执法监督，只应部分参与医疗、筹资和科研活动。
显然，这些见解很有见地，对于一个肩负全国十三亿人民健康的最高级官员，如何改革积重难返的医疗体系，让病者有其医，确实任重而道远！不过，认识问题、并知道该如何改革，这是一回事；而能否不辱全国人民重托、公平运用公共资源去建立一个覆盖十三亿人民（特别是贫困居民）的医疗网，又是另一回事！
改革，意味着利益和成本的再分配，旧有的以医疗官僚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其权益在改革下必然受损，一定会倾力反对改革，甚至攻讦主张改革的人。不要说没有任何政治资源、只得一个卫生部长职衔的陈竺，强如两位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最终也因改革而受辱下台，我们又怎能期望陈竺能彻底改革目前“权力＋市场” 的伪市场化医疗系统呢？
更甚者，在目前体制下，陈竺这个部长有多少权力，还是大问号！在民主国家，委任其他政党人士入阁，主要是透过分享权力来拉拢其他政党，吸纳他们的支持者及选票，以稳定政权、扩大支持基础。中共今次委任非党员入阁，表面上也是释放部分权力，吸纳社会精英，既提升官僚管治水平，也要增强执政基础，暂时解决“政权合法性不足”等问题。
不过，中共的安排，与外国联合执政以巩固权力的做法，有天渊之别。由始至终，中共都牢牢掌握人事、财政、决策等大权，所有政府部门，以及人大、政协、法院等公权机构，其背后都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在操控，这些“党组”正是中央垂直控制行政、立法、司法等系统的重要关节，也是各部门的“权力真身”。因此，部委首长只是表面的掌门人，实际掌权的是“党组书记”，很多时，部长会兼任党组书记。
但是，党外人士入阁之后，这种决策机制并没改变，非中共人士担任部长，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他们只不过是部委的首席执行官而已，并没决策权！胡锦涛近日不是在“四个坚定不移”的中央党校讲话中，不断重申中共的领导地位吗？他的宣示就表明，中共不会放弃任何权力。
而且，非中共党员的部会首长有责无权，更会造成极恶劣的政治后果：一方面，掌权的“党组书记”不仅不受制约，也不用政策后果负责，很易造成滥权；另方面，无权的非中共部长，却要为政府部门的失责渎职负上全责。
这种有歪政治伦理的体制，在五十年代初也曾做过试验，事实证明，权责不清之下，党外人士即使对中共言听计从，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后更因为与中共的龃龉而被迫下台。不改体制，仅用“挂羊头卖狗肉”方式释放权力，只是增加几个政治花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