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市长戳穿房价的"窗户纸"

针对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高昂情况，芝加哥市长戴利给出了芝加哥的经验。"芝加哥的做法是一定比例地提供廉价出租房屋，提供给老人、有孩子的家庭、无业游民，给他们提供机会在城市居住""而不是把他们赶出城市，我们做这些力图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同时改变贫困的另一个方式是提供给他们教育。
"（见《第一财经日报》5月17日）

　　戴利说，"房地产开发有利润，但做廉价住房不可能有100％的利润，如果没有做好这一点说明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去实施。"有关分析者的论述也证明了"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去实施"的事实。由于围绕房地产的各种利益的纠葛和房价调控政策目标模糊，手段不到位，目前市场上看不到房价任何下跌的迹象，这在事实上强化了房价继续升高的预期。新华社发表文章说，房价逆市上涨及其背后的种种怪现象，有关人士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错误政绩观、利益观或明或暗地在推波助澜。

　　简单地说，芝加哥市长戴利戳穿了房价居高不下原因的窗户纸--政府调控的无力，而其介绍的"不是把他们（贫困者）赶出城市，我们做这些力图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同时改变贫困的另一个方式是提供给他们教育"，恐怕更让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汗颜。一段时期以来，"房地产就应该暴利"，"为富人盖房子"，"地荒论"等论调甚嚣其上，而鲜见政府有力的措施出手，"中国城镇人口中，有70%无新房购买力"、"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30的中国购房者正在负担着和美国人一样高的房价"、"公众对房价的合理程度认同率为0"等信息也没有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两者对比，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去实施"在表明"被房价挟持的生活"、"房价正在挟持中国经济"等警世危言所言不虚的同时，也告诉我们，作为政府输出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的公共政策，背离了公共利益这个本质目标。我们知道，由于预期利益分配差距的存在，凡是与某项公共政策有关的利益集团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施加影响，这也是我们看到在平抑房价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公众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专家发表各种言论的原因所在。利益的排他性与扩张性就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妨碍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实现。要知道，从一定意义上讲，政策不是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也不是由政治官员在官僚制组织的帮助下制定的，而是政府尤其是官僚制组织与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

　　"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去实施"启示我们，只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保持利益团体的多元化，才能保持政策的公共理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个人有理性与整体无理性之间的矛盾，也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公众不被利益集团剥夺。因为在个人的有理性与社会整体的无理性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无法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倡导一种公共理性，才能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理性的运用并不只局限于制定者、执行者与监督者这三个层面，而是存在于整个公共领域以及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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