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在一月十一日刊载由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之后，在二十四日遭勒令停刊。
这篇文章到底是哪里得罪当道？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袁伟时痛批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以偏执的爱国主义为指导思想，所传达的讯息是“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
他提出不同于当代历史教科书的观念，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提出严厉批判，并说“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
袁伟时还说，日本在二十年间四次因为历史教科书歪曲史实，引起包括中韩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
但他说：“看看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袁伟时并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二十一世纪进入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他说，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他接着说，二十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袁伟时说，“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而中国近代史蕴藏着许多血泪和经验教训，应该将历史真实告诉中国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
他说，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在文章中，袁伟时根据史书记载，指出“火烧圆明园”这起令中国念念不忘的屈辱事件并非无法避免，却是清廷政府为小事而乱大谋的后果。他说，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中国的教科书不如香港。
袁伟时也举出例证，说明义和团事件并非“爱国壮举”，而是“有悖文明的行为”。他说，教科书的相关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他批评教科书完全未提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他也批评教科书未谴责清廷高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此外，他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对于中国应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袁伟时说，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而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
他又说，在谈爱国主义时，不能凡是碰到中外矛盾，就主张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
应有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他说：“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袁伟时说，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人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他说，说穿了，“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袁伟时说，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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