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就在胡温因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隐瞒疫情兼防治不力，采取果断撤换措施，狠抓防治SARS，正取得初步成效之际，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却在一次记者会上公开为张文康开脱责任，说他并不是因为隐瞒疫情而被免职，并责问记者，为什对向海内外媒体揭露北京SARS疫情实情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如此关心和感兴趣。作为一个副部长能有如此胆量敢在一个公开会议上与决策高层唱反调，对举世称颂的抗SARS英雄不屑一顾，而对被撤职罢官的前部长情有独钟，实在令人吃惊和疑虑。联系到此后不久，军委江主席由沪返京后又单独召见张文康加以抚慰，内中隐情更值得推敲。
其二，上海周正毅非法超额贷款、行贿涉及的金融、房地产开发系统官员贪污受贿一案，一开始中央查办的决心甚大，由中纪委、国安部、银监会联合调查，三管齐下，表示要一查到底，不管牵连到谁，只要有实据，绝不手软，查到哪一级，就办到哪一级。可是，当案件有可能涉及上海某副市长、人大副主任，甚至牵连更高层，将火烧上海帮时却突然喊停。先是由中宣部下令，禁止大陆报刊刊载周案相关案情报导，以免引发社会恐慌和金融风暴，接着中共中央又对该案调查范围定调，说要严格控制涉案官员的数量和层级，以免伤害上海的经济发展和避免造成的政经动荡。果然，周案的查办从此在媒体上偃旗息鼓，不再有后续的案情报导。
其三，胡温新体制上台后，在新闻改革上也吹进了一阵春风，提出了新闻报导要做到与实际、与群众、与生活的“三贴近”，少报导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议活动，多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可是当北京SARS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进入缓解期以后，在新闻舆论上却逐渐有紧缩之势。6月初，“北京新报”因刊登嘲讽人大的文章而被查封，6月底，北京“财经”杂志因刊登周正毅与刘金宝官商勾结一案内幕而被禁售并遭整顿。不久前，中央宣传部又对十多家媒体因在报导SARS、361号潜艇事故、周正毅官商勾结案等“敏感问题”上违反新闻纪律，进行了点名批评。似乎新闻宣传园地刚张臂迎接春天，忽然又逢严冬降临，报刊言论又有收紧趋势。
国际舆论也认为中国大陆在控制网路言论方面也十分严厉，先后已有30多人因涉及在网上议政而遭逮捕关禁。在文艺领域方面，电视剧“走向共和”刚在中央台上档时，颇获好评，曾掀起收视热潮，但不久即遭停映。原因是剧集歪曲历史，美化罪人，又藉古讽今，令北京高层认为意有所指。
其四，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只是拾起江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大旗，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仅是轻轻一笔带过。外界评论胡的讲话，既未触及政治内容，也没有个人理论新意，是一个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讲话，表现了对江的让步和屈服，因而大感失望。就此四端即已使人感到中国大陆政坛好不容易才见谱出新曲，怎又听闻到了旧调，不免使人疑虑。
第四代新领导试图努力摆脱旧核心的“太上皇”阴影，独立进行施政决策，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被剥夺了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又没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组阁权，这难道是正常的吗？胡温对未能独立自主，充分施展自己的施政能力、才智和理念，必然会有所反弹，而江主席却又不甘心完全放手让出自己苦心经营13年的政治资源，仍然痴迷于当年众星拱月、至高无上的风光，沉醉于今日垂帘听政、幕后操纵的威权。这样，听政与反听政，控制与事自主，就必然会形成冲突。看似无波平稳的水面，底下却浪流翻动激荡着，其势忧矣！
在此诡谲形势之下，胡温体制能否继续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施行新政，还是按兵不动、退回原地甚或走回头路？有人甚至担心，在旧核心咄咄逼人、步步紧压下，“百日新政”是否会像百年以前的“百日维新”一样短命？
原载（世界日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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