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西安事变 追随蒋介石的澳洲人端纳(图)

作者:王亚法 发表:2023-02-08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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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
宋美龄与端纳(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3年2月8日讯】一,端纳是谁

假设我站在悉尼的街头,采访一百个澳洲人,问端纳是谁?也许九十九个人会一脸迷茫,摇头不语;假设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的街头,再采访一百个中国人,问端纳是谁?也许九十九个人低头寻思,不知所答。

那么端纳究竟是谁呢?

一八七五年,端纳(Willam Herry Donald)出生于离悉尼一百五十公里,一个叫Lithgow的小镇,其祖先为苏格兰人。他从小跟做建筑包工头的父亲当助手,中学毕业后,离开Lithgow,去墨尔本和悉尼报社打工,就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天资,从校对做起,升任编辑和记者。

一九〇二年他离别发妻,独自前往香港,在《中国邮报(China Mail)》当记者,八年后升任经理,同时兼任《纽约捷报New York Herald》驻港通讯员、《远东杂志Far Eastern Reviw》总编,和英国《曼切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期间正逢“日俄战争”,他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报道,由此声名鹊起,成为英美两国驻港的著名记者。

在香港期间,他看到港英政府对中国民众的歧视,深感不平,他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不该受这等待遇;而当时的满清政府,思想僵化,政府腐败,不黯国际事务,处于风雨飘渺之中。于是他决定前往内地,帮助中国;另一说法,指英美阵营感到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阴谋,将影响西方的利益,所以派端纳来中国,但不管怎样,端纳在中国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来帮助是真诚的,无私的。

二,初到中国

一九〇四年左右,端纳从香港来到广州,首先采访的,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

张人骏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堂侄,按辈分算是张爱玲的堂伯父。张人骏体魄高大,文革中他的坟墓被发掘,据目击者说,尸身长1.75左右……当然这是题外话。

端纳来到广州,没走英国领事馆向总督府发通知的官方路径,而是独身前往,要求直接会见张人骏本人,但张人骏嫌端纳是年轻的小记者,不屑召见。

端纳在总督府门口守候了三天,他的执着终于感动了总督府的幕僚温宗尧,经过温宗尧说服,张人骏才答应接受采访。

自古以来,“自狂”和“自卑”是中国官场的两个面,起始张人骏不屑端纳年轻,于是摆足架子,不予接见,听了温宗尧介绍,又心生自卑,转而欲开酒会来礼待。

温宗尧转告端纳,说总督要开酒会招待你。

端纳听罢,摇头说:“我不会饮酒,只要安排采访即可,不必浪费时间。”

温宗尧劝他:“为应付官场礼节,你可作佯饮。”

端纳生气回绝:“这是不诚实的做法,我不愿做!”

温宗尧把端纳的原话禀告张人骏。

张人骏听后大喜,觉得这个年轻洋人诚实可信,于是漏夜召见。

张人骏和端纳长谈,觉得他见多识广,逻辑清晰,分析事理,有条不紊,两人一直谈到天明,第二天张人骏就聘请端纳,当两广总督府的名誉顾问。

端纳上任不久,便发生了一起“二辰号事件”,起因是革命党人雇用日本轮“二辰号”,将澳门的一批军火运往广州,不料船到珠江口,被清军截获,混乱中清军扯碎了太阳旗,于是日本公使向清廷发难,要挟申饬两广总督张人骏,向日本国旗下跪赔礼,并赔偿一百二十万两白银。慈禧经不住日方的威逼,下旨令张人骏饬遵。

张人骏冤屈难言,找端纳商议对策。

端纳对日方的无理勒索,非常气愤,立刻联络广州七十二个工商团体、十三个慈善机构和总商会,大造声势,发动民众游行,抵制日货。一番闹腾,日方见势不妙,就此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此举被中国后来的执政者反复仿效,成为对付列强的妙招,屡用不鲜。老朽敲键至此,会心一笑。

三,结识民国政要

一九〇九年,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纳没有跟随。他看到清廷风雨飘摇,摇摇欲坠,预感中国将有大变。他来到上海,经革命党朋友王正廷和王宠惠的推荐,担任了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并帮孙中山拟写“临时大总统对外宣言”,由此获得了新政府颁发的金质奖章,上面刻有孙中山和端纳的名字。

一九一一年,南北议和时,袁世凯持强要当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纡尊降贵,让出只当了四十四天的总统职位,转任铁路督办。

孙中山一上任就挂了花车,由端纳陪同,沿铁路线考察,听他介绍英国在印度和非洲建造铁路的成功历史,深得孙中山的赞许。

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自齐,麾下缺乏懂经济的人材,因顾维钧和端纳常出入他的门下,他欣赏端纳的组织能力,就拨十万两银子,委托他组织“经济讨论处”,出版中英文周刊,向欧美等国招商。说到周自齐,老朽最近从微信上看到,其如夫人在文革中被北京造反派活生生割下头颅,据说此案尚未了结,后人还在追诉。当然这又是题外话。

老朽还见过一段野史记载,不知真假,现原文抄录:

袁世凯称帝前,端纳曾进谒劝阻,并告诉他,你所阅之报章均系属下伪造。袁氏不听,还是抱笏登场。蔡锷在云南首先发难,各省旋即响应,袁氏始有悔意,向端纳求助,欲往香港或威海卫英租界避难;英国不允,端纳求见美国公使芮恩施,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闯入新华宫,解救袁氏。芮恩施认为端纳的建议甚为荒唐,没有答应。

从上文可见,端纳和袁世凯的交情不浅,不过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秘密,亦由端纳于一九一五年在《泰晤士报》上首先揭露,引起国内外轰动,促使袁世凯倒台。

四,和张学良的友谊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撤兵回到沈阳,端纳跟随顾维钧、罗文干、叶恭绰联袂去觐见,由罗文干的推荐,端纳做了张学良的顾问。

端纳和张学良相识时,端纳已四十九岁,而张学良才二十六岁。张学良对端纳执礼甚恭,言听计从,两人关系如同师生。端纳见张学良虽有纨绔恶习,但胸怀大志,豪爽真挚。端纳认为是可塑之材。其时张学良鸦片烟瘾很重,身体羸弱,端纳劝他戒烟,张学良欣然接受,端纳亲拟戒烟方案,悉心陪伴,使张学良的健康有所恢复。

有史料记载,张学良杀戮杨宇霆和常荫槐,也与端纳有关。

张作霖皇姑屯遇难后,由杨宇霆和常荫槐辅佐张学良主政,在商议政事时,他俩常与张学良的作对,引起张学良怨恨,心怀翦除之意,但碍着是先父的功臣,犹豫再三,没有下手。

一次端纳问张学良:“英国报纸披露,说你在捷克订购了三万枝枪械,有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证据,有否此事?”

张学良听后大吃一惊,暗中调查,证实此事是杨宇霆和常荫槐瞒他所为。他感到事态严重,杨常有兵变阴谋,晚上他和妻子于凤至商议,但事逢两难,一时决断不下。最后张学良拿出一枚银币,抛天问卜,连抛三下,结果天意均说可以,于是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东北的“老虎厅”枪杀杨、常事件。事后张学良把那枚银元供养在大帅府的保险柜里,沈阳沦陷,日军冲进大帅府,以为保险箱中有财宝,砸开一看,结果仅搜得“袁大头”一枚而已。

在东北军归顺中央的问题上,端纳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屡次派蒋伯诚、吴铁城规劝张学良,为避免内战,希望东北军归顺中央,张学良患得患失,举棋不定,一次打高尔夫球时,张学良和端纳商量,端纳说:“现在是你该下决断的时候了,东北应该归顺中央!”张学良听后,有些犹豫,问部下有人违抗怎办?端纳说:“你先发表通电,责令前线军队放下武器,不与中央军对抗,若有违抗者,以军法惩处。”

在端纳的劝说下,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通电,宣布东北易帜,归顺中央。

东三省易帜后,中央委任张学良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副司令。

张学良由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受职,受到中央政府和民众的盛大欢迎。

东北易帜,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并吞东北的野心,这也是“九一八事件”的起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张学良由端纳陪同,参加英国使馆晚宴。宴会结束后,张学良要去看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因对京剧没有兴趣,先回家休息,就在当晚十时,日本兵在北大营打响了第一枪,“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仅三个月,东北三省全境沦陷。东北沦陷,全国震怒,国民谴责他守土失责,呼吁他下台。

在此境况下,端纳陪张学良到上海,延请米勒医生帮他彻底戒烟,调养身体,然后又照蒋介石的旨意,陪他去欧洲考察。

张学良在罗马期间,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莲有一段绯闻,当时在小报上十分风靡。爱莲是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的妻子,三十年代初,齐亚诺曾在北平和上海当过外交官,其时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副司,他和齐亚诺夫妇有过来往。

爱莲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的一次宴会中,和张学良同桌,晚宴结束时,张学良递给我一张纸条,约我畅游颐和园,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非常高兴由这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当我的导游,他陪伴我走了好几个小时……”;她在另一段回忆录中又写道:“有一天我和他谈论中日的纠纷,那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好几个省,而且威胁到东北。我问张学良,你说你们需要飞机,为何不向我们意大利购买?我们有许多好飞机,其质量曾经打破过世界纪录。他说,贵国肯卖给我们吗?我说为何不肯?他说,那么一言为定,我就买三架……后来果真向意大利订了三架飞机……”

张学良和爱莲在意大利期间的接触,传记作家Earl Selle的《端纳口述传记》中,有一段写到端纳和朋友们在邮船上聊天的细节:“可能最受少帅注目的是那眼皮重垂,碧绿的眼睛,有着毒蛇般迷人的身材的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莲。在中国,爱莲曾经是交际旋涡里的顶尖女性,她是充满诱惑力的女人,少帅也花过不少时间在他身上……”

二〇一三年,由端纳介绍给张学良的英籍印度裔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其后人将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送往纽约拍卖,竞拍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中共派出的“西安文管所”,经过二十多轮的反复竞争,最后被“西安文管所”以一百多万美金夺下。这些密件中有两封毛泽东的信函,以及中共与张学良联手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文件,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

关于这些密件的来龙去脉,“YOUTUB”视频已有交待,老朽不作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看。

五,斡旋“西安事变”

端纳陪张学良考察欧洲六国后,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上海。蒋介石夫妇特地从南京赶往杭州,请端纳畅游西湖,在游船上,蒋介石和端纳谈论时政,宋美龄做翻译,他们一连谈了四个小时。谈话结束后,宋美龄问端纳:“你为何不帮我们做事?”

端纳说:“你们的事情我会关心的,但少帅那里的事我还没完成。”

张学良回国后,被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在汉口办公,端纳随往。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夫妇去洛阳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开幕剪彩,路过汉口,邀请端纳一起旅行,在火车上宋美龄要求端纳帮忙处理一堆英文文件,端纳遵命办理,蒋氏夫妇十分满意。

旅行结束,蒋氏夫妇要求端纳一同回南京辅弼政事。端纳说他想去中国北方考察民情,然后再回南京。

端纳考察完西安、兰州、北平、张家口、太原后回到南京,才正式任命为蒋介石的助手。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委员长办公室的东侧。蒋介石称呼他为“顾问”;宋美龄称呼他为“Don”;他称呼蒋介石为“G’issimo”;称呼宋美龄为:“M’issimo”。端纳和蒋氏夫妇亲如家人,他们一起吃下午茶,一起跳舞,开生日PARTY。据黄仁霖(端纳不讲中文,平时由黄仁霖当翻译)部下,一位叫侯鸣皋的回忆:有次端纳过生日,蒋、宋在中山门外四方城的官邸里,设宴为端纳祝寿。

黄仁霖得讯后,在大厅里装一扩音器。宴会开始时,由我在外面的电影宣传车上假冒中央广播电台的英语新闻。播报端纳生日的新闻,并唱‘生日快乐’歌,中文由我播讲,英文由上海‘字林西报’的编辑曹励恒播讲。蒋氏夫妇听到广播后十分惊讶,问黄仁霖新闻传播为何如此神速,黄仁霖告知真相后,大家哈哈大笑……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派张学良的军队移师西安,围剿红军。但由于张杨暗中与中共勾结,消极怠命,蒋介石无奈,于十二月七日赶往西安督察。

蒋介石到达当天,西安城内已有学生游行,散发“联合阵线”的反政府传单。据时任西安公安局长史铭的回忆:传单的内容为:“打倒国民政府”;“拥护八项主张”;“拥护张副司令兵谏”;“拥护东北抗日救亡会”;“拥护中国共产党”……

懂得中共“革命套路”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共的“政策和策略”在背后运作,可惜张学良年轻幼稚,不知就里,也可惜蒋介石过于自信,没有学习毛泽东关于:“革命的舆论往往是革命的先导。”的语录。

一到西安,蒋介石就召集张学良和杨虎城训话,如果让共产党以独立之名义在于陕西北部生存,那无异于我党的自毁。但张杨执迷不悟,坚持要与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一致抗日,双方多次争论,相持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一早,东北军出动一个师;西北军出动一个团,兵变发生了。

驻跸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听到枪声,当时他只带有少数随扈,慌乱中,他翻过后院一丈多的高墙,跌伤了脊椎,忍痛躲进一个山洞里,天亮时被张学良的军官找到,护送到杨虎城的私宅软禁。

蒋介石被囚的消息被公布后,西安城一片混乱,共产党乘机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煽动群众演讲、撒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消息传到了延安,我曾听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朋友讲,毛、朱、周、立即开会。

朱德高兴说:“机会来了,宰了他!”

毛泽东说:“等一等,慢着!”

周恩来最后说:“把他推在前头!”这个说法,颇符合三个人的个性。

“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有没参与,国民党颟顸,没有查到证据(前文所提,被西安文管所拍卖走的,中共和张学良联手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文件中有否线索,有待日后发掘)。但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派了一架飞机去延安,把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接来西安,参与谈判,这就可见他们以前有过勾兑。

再说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谣言纷起,南京政府群龙无首,有人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出兵讨伐,形势十分紧张。宋美龄考虑到端纳和张学良的友谊,写了一封信,委托端纳火速赶往西安,探望蒋介石的安危。

端纳临危受命,于十四日就赶往西安,一下飞机,就跟张学良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被杨虎城的士兵软禁在杨虎城的私宅里。

端纳进屋,看到蒋介石躺在木床上,面壁而卧,他喊:“Hello,G’issimo.”

蒋介石起身说:“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端纳说:“是的,我来了,夫人也随后会来的。”

蒋介石脸色徒变,大声说:“她不能来,她不能到这个强盗窝里来!”

端纳朝四周扫视后,把宋美龄的信件交给蒋介石说:“这是夫人给你的信。”

蒋介石接过信,读着淌下了眼泪,据后来资料透露,其信的内容大致如下:“……此间的亲日派正想利用营救你的名义,发动内战;其实,何曾是真的营救你?他们是希望你速死,好篡夺政权,出卖中国。日前接汉卿电云:他会绝对保障你生命的安全,并且说到这次举动,单纯是为了抗战。南京的情形既是这样,而西安的情形又绝非对你个人,望你要果断,与汉卿合商救国大计,而速返南京,给亲日汉奸以镇压。否则,亲日派假口兴师,结果是你与中国俱亡……”

沉默片刻,端纳又说道:“你最好移一个地方,这里不是你应该住的。”

蒋介石点头道:“也好,我随你去。”

不一会张学良备好车,送蒋介石和端纳到了新住处,蒋介石令张学良坐下,张肃立不敢坐,蒋介石声色俱厉,向他训话,张不敢出声,端纳拉拉他衣襟,暗示他出去。

张走之后,蒋介石突然用英文对端纳说:“Fineshed it is finished!(完了,全完了!)”

端纳第一次听到蒋介石说英语,颇为惊异。他没有回话,只是对蒋介石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就走了。

第二天,张学良拿出一份通电,对端纳说:“这是“人民阵线”八项要求,我本不愿意提出,是杨虎城要坚持,我只得面呈。”

随即两人又去晋见蒋介石,张学良向蒋介石面读八条通电: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6,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介石听罢,十分生气,训斥他中了中共的圈套,坚决回绝,并咆哮:“你要是把我当领袖,

应赶快送我回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俘虏枪毙,不必多言!”

张学良无语而退,到了门外,端纳递给他一本册子,说:“这是委员长的日记,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他的苦心了,他的谋略要比你深刻得多。”

张随即翻看了几页,脸带悔意地说:“原来他一直在准备对日作战,我误解了,我错了。”

却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主要是要他打听蒋介石的安危,端纳探得蒋介石生命无虞后,立即飞回南京,二十二日陪同宋美龄再次飞往西安。

关于记述“西安事变”的中外版本,不下于千百种,各家各说,有版本说,端纳第二次去西安的机上,宋美龄交给随机当翻译的黄仁霖一把手枪,说:“仁霖,我到西安后,倘有乱兵欲加辱与我,你就用这手枪将我击死!”语气悲壮,使人肃然。然而我查阅《黄仁霖回忆录》,这是一本由宋美龄题书签的著作,书中黄仁霖只提到他和端纳同乘德国制造的“荣克飞机”飞往西安,期间因为天气不好,在难洛阳待了一晚,第二天才到西安,以及如何在西安会见蒋介石,和张学良谈判的细节……没有提及宋美龄交待手枪的事。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软禁了十四天,经过多次谈判,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张学良和杨虎城,送蒋介石回南京,在机场上,蒋介石对张杨两人训话,严厉训斥他们的过失和对国家带来的危害,训话毕,蒋介石对张学良道:“汉卿,你和你的部队可仍然留在西安。”

张学良立正回答道:“不,我有罪,我要陪委员长一起回南京,自愿接受军法审判。”

于是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端纳、黄仁霖等人同机返回南京。

到南京后,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监禁。黄仁霖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足资说明蒋介石的宽容和妇人之仁,容老朽抄来:“军法审判时,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应交付执行。但委员长却将一部份的过失,引以自咎,因此而以未能事先对己身之安全,预作防卫为词,代为疏解,遂得改判为在住宅囚禁十年……”

这场轰动一时,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西安事变”就此结束。端纳也因斡旋有功,回到南京后,荣获国民政府“大绶采玉勋章”一枚。

六,菲律宾蒙难

回到南京后,端纳一直追随蒋介石,继续在总统府办公。

端纳跟随蒋介石夫妇近十年,他和蒋氏夫妇,在友谊上如同家人,但在政见上一直敦促蒋介石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为此两人经常争论,激烈时不得不由宋美龄来劝解;他对蒋介石暂时需要德国武器和顾问为由,与德国勾兑,甚至派孔祥熙去见希特勒一事,非常反感,两人为此剧烈争吵。

有一次,端纳对宋美龄说:“你们宋家兄弟利用特权经商非常不好。”

宋美龄生气道:“你可以批评中国,也可以批评中国政府,但不可以批评我们宋家!”

端纳看到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败退,南京失陷,汉口失陷……他开始对蒋氏政权感到失望。

一九四零年,端纳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他对宋美龄说,按西方常规,他已经到该退休的年龄,他青年时曾有游历东南亚诸国的梦想,他提出要辞去顾问职务,实现当年的梦想。

宋美龄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接受端纳的辞呈,还委托香港黄埔和造船公司,打造一条设有办公室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豪华游艇,作为礼物送他。端纳十分喜爱,给游艇取名“美华号”。临行还带着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丽小姐——香港富翁利希慎的女儿做秘书。

端纳跟随蒋介石夫妇十年,伴君如伴虎,其中一定有许多不为外人道的苦楚,这从端纳曾说过的:“如果有中国一天把我踢出去,我就驾着游艇环游世界,直到死……”用中国的俗话“伴君如伴虎”的逻辑来推理,也可知他十年间的艰辛和苦涩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端纳携带“美华号”游艇,和安小姐一起登上“云南号”邮船,驰往浩瀚的太平洋——实现他多年的梦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宋美龄急电召端纳回中国,端纳也答应立即返回,不久断了音信——失联了。

后来才知道,珍珠港事件后,许多飞机忙于运载军用物资和军人,留在菲律宾的英美商人纷纷逃离,就是重金也买不到机票,端纳只得坐船,绕道菲律宾返回中国,但不幸船在经过菲律宾时,被日军截获,端纳被关进了菲律宾“洛斯巴诺斯”集中营。

日本人知道端纳在国民政府里的影响,他们在世界各地关押白人的集中营里寻找端纳其人。

在集中营里,端纳和美国著名律师达兰结为难友。

一次日本宪兵来到集中营,宪兵头大声说:“我们得到可靠情报,一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叫威廉.亨利.端纳的家伙就在这里,你主动跟我站出来!”

下面一片寂静,宪兵头指着端纳,问达兰:“他是不是澳大利亚的威廉.亨利.端纳?”

达兰镇静地摇摇头说:“他是爱尔兰人威廉.端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和澳大利亚人端纳的年龄不符!”

宪兵头来到端纳面前,看到端纳须发蓬乱,满脸皱纹,腰背佝偻,呼吸发喘,两年多集中营的艰难生活,已经把他折磨得容貌巨非。

宪兵头紧盯着他的脸和花名册上的照片对照,说:“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纳,那个鼓励中国人打日本的端纳?”

端纳从容道:“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威廉.端纳。我呼吁你们讲究人道,我老了需要改善伙食,需要医生……”

宪兵头再三盘问,始终不得要领,悻悻地走了……

不久民国政府和联军的情报机构,都获得了端纳被关押在菲律宾“洛斯巴诺斯集中营”的消息。蒋介石打电话给盟军太平洋战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联军采取特别行动,营救端纳。

一九四五年二月,应蒋介石的要求,麦克阿瑟将军策划“洛斯巴诺斯行动”,派了三十架飞机投下空降兵,占领了集中营。

端纳被解救时,已经被四年集中营的生活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担架抬上直升机,送往旧金山的珍珠港美国海军医院救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端纳的健康有所恢复,这时一名失业的美国记者赛尔(Earl Selle)来找他,商谈帮助撰写回忆录的计划。赛尔二十年代也去过中国,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董显光局长手下做过事,和端纳认识。但这时端纳的健康相当糟糕,赛尔也因眼疾,力不从心。他两才接触几天,端纳就开始咳嗽吐血,不能说太多的话。这时国民党打听到端纳和赛尔合作写回忆录的消息。蒋介石立刻授意宋子文,派主管大外宣的董显光去医院“探视”……在董显光劝说下,端纳放弃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蒋宋夫妇对端纳的病情十分关切,宋美龄跟美国租用了一架医用飞机,派董显光将端纳接往上海,宋美龄亲自率上海市长吴国桢等人去机场迎迓,旋即送往宏恩医院治疗。

说到宏恩医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上海华东医院,要说它的今生前世,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老朽只能把正体字和简体字网上搜索到的内容一并附上,让读者自己寻思:

正体字的网站是这样介绍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竣工,并正式启用的宏恩医院,是邬达克第一个完全由自己负责的工程。一九二七年四月,邬达克与医学专家合写的关于宏恩医院设计概况的报告,明确说明这座建筑是为何而建立的:“宏恩医院的建造是要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各界开放的世界性医院,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无论贫穷和富裕,都可以来看病。”由于设施精良,医术精湛,宏恩医院一直深受青睐。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宏恩医院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恢复营业,并继续在沪上医疗界扮演重要角色。

而简体字的网站是那样介绍的:

华东医院在1951年由中共重建后,长期是上海市及华东其它省市的中共的离退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医院。不过,现经发展,华东医院已从单纯的“高干医院”发展成一家以“干部”医疗保健为重点、以老年医学为特色的医院…

人生都是悲剧,没有喜剧,古代帝王将相如此,近代老蒋老毛亦复如此,端纳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宏恩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八个月,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和国府要员,多次探视。

端纳的晚年是凄凉的。他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对着窗外的夕阳和绿树,大口大口地咯血,轻吟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阳落了/呼吸从无名的唇中吹过/伟大的清凉来了……

端纳弥留期间,宋美龄在病床前用英文为他诵读《圣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凌晨,端纳终于闭上了疲惫的眼睛,临终前,他希望自己能长卧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宋美龄答应,在宋家墓园划出一块墓地,供他安葬。

七,安息在上海

端纳的大殓在上海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举行,这是一家办过鲁迅、阮玲玉……无数名人葬礼的殡仪馆。

端纳的遗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棺盖的银牌上,用英文写着:“威廉.亨利.端纳,蒋主席介石的顾问与朋友,生于1875年6月22日,卒于1946年11月9日。”蒋宋夫妇送的花圈,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端纳先生千古”,灵柩前安放白花缀成的十字架,飘带上写的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卓越的澳大利亚人。”出殡时,棺柩由端纳生前好友,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名记者田伯烈,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菲律宾狱中难友却浦门等六人抬上柩车,送往上海西郊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安葬。

世事变更,沧海桑田,当年的万国公墓,已更名为“宋庆龄墓园”,简称“宋园”,早先那个宋氏墓地已不复存在,端纳的墓碑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砸毁,宋家先辈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寝当然也不能幸免。我老单位“少儿出版社”在延安西路,离宋园不远,据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同事说,文革初期,一群农民造反派冲进陵园,用铁耙把倪桂珍从铜棺材里扒出来,活新鲜的一个胖老太婆——后来有人照了相,寄到北京,宋庆龄见了,哭着去找周恩来,说当初周答应宋庆龄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许下“人在事业在,人不在事业也要在。”的诺言,不料如今人还在,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牌子就被砸了,甚至连父母的坟冢也给扒了……周知此事,特地派人去上海收拾残局,将她父母的尸体送去火化,重筑陵墓,所以现在和宋庆龄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妇,不是完尸,仅是骨灰而已。

经过修葺,今日宋家陵寝的周围,也安葬了一些社会名人和统战对象作点缀,远处还留有几个外国人的墓葬,但都很陈旧。前些年我陪澳洲的一对老夫妻去过那里,那位澳洲朋友的太太,祖上和沙逊家族有姻亲关系。沙逊家族的几位先人,仍然埋葬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沙逊的家族墓,但端纳的墓没有找到。

八,我为什么要写端纳

我最早知道端纳,是少年时代读《金陵春梦》,此书虚构大量蒋氏夫妇的闺房私语,端纳与宋美龄的绯闻,极尽低俗,那时我开始知道有个叫端纳的外国反动派。

八十年代我来悉尼,在李承基先生组织的茶会上,认识一位叫刘渭平的先生,高个子,人长得很清秀,他是中华民国派驻在澳洲的外交官,中华民国政府和澳洲断交后,他定居澳洲。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老人,学贯中西,能画四王山水,他跟我讲过端纳的故事,还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小黎光阁随笔》,里边有正面写端纳的文章,这时我才知道端纳是个善良的澳洲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近来疫情肆虐,闲居家中,翻阅《传记文学》,发现有许多民国要人的回忆录都写到端纳,其中也有刘渭平先生的文章,于是引起我极大兴趣。

我浅薄浮躁,做不到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要求,只能东抄西袭,抓住一鳞半爪,勉力完成此稿,以告诉在澳洲的中国人——端纳是澳洲人,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他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澳洲生活了近四十年,我也是澳洲人。

端纳的故乡,在离悉尼一百五十公里的小镇Lithgow,身后埋葬于上海;而我的故乡在上海,或许身后埋葬于悉尼……

端纳是一个善良的澳洲人,他在中国四十年,就连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左派学者,也找不出他的劣迹。在世界逐渐走向理性的今天,该是剔除政治偏见,客观研究端纳的时候了,但愿拙文抛砖引玉,呼吁让我们想起端纳,怀念端纳。

最后用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对主人公Gladys Aylward悼词中的一句话:“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也许是对他的遗忘……”作为本文的结尾。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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