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迫默屈辱 迫鸣尤甚(图)

2022-02-01 09:57 作者: 江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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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人们的沉默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2年2月1日讯】人的生活中,有出于多种原因不得不沉默的情形。如碍于情面或场合,亦或话题、时机不对,人们有话不想说,不便说,不好说,不忍心说,等等。上述情形,我不会将其归入“迫默:被迫沉默”之中。

我用“迫默”这个词,乃是特指人的一种制度性生存状况:出于政治恐惧不敢说真话,因而被迫沉默。在2016年6月27日发表的《被迫沉默:自由,还是不自由?》一文中[1],我专门聚焦“迫默”展开了自己的论述,并表达了“应鸣而尊,不默而辱”的共勉期许。2020年春夏,上述八个字衍变为“应鸣而尊,迫默则辱”[2]。这里的“鸣”,当然是指敢于说出真话,发出心声。“迫默”这个词,百度已知道。

人的生活中,也有出于多种原因藏匿内心想法而说违心话的情形。如为了掩饰情绪、维护面子,为了不致违和而烘托气氛,为了减轻或免去亲人的担心,人们会无师自通地说些违心话。此外,还有必要录以备忘:对于奸佞小人、马屁高手、无良家奴来说,故意和刻意说违心话,乃是他们的本能和长技。类似地,我不会将上述情形归入“迫鸣:被迫说违心话”之中。

在本文中,我用“迫鸣”这个词,意在描述人的另一种制度性生存状况:出于政治恐惧不敢保持沉默,因而被迫说违心话、写违心文(包括违心地鼓掌、点头、签字、举手、投票等)。这种被迫发声、被迫表态的制度性生存状况,我将其称之为“迫鸣”。“迫鸣”这个词,百度不知道。

1950年9月,胡适先生的儿子胡思杜写了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3]。胡适读到上述文章后,伤心感怀、切中肯綮地说:思杜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4]。胡适所说的话,上半句点出的,是胡思杜“迫默”的生存状况;而下半句点出的,则是胡思杜“迫鸣”的生存状况——在政治高压下,胡思杜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就只能迫默;胡思杜也没有不说(违心)话的自由,就必须迫鸣。

无疑,迫默是屈辱的。然相比于迫默,迫鸣则更为屈辱。

生而为人,因不敢说真话而迫默,已是够屈辱的了;但还可凭“惹不起,躲得起”来聊以自解。一个国家,国人莫敢言,已是够可悲的了;但还可有“道路以目”来展示内心的怨怒与憎恨。

然而,生而为人,不仅不敢说真话,还非得违背良心说假话,这种屈辱,已几乎无以复加。一个国家,国人莫敢默,除了违心地自责、自贬、自诬,违心地“大义灭亲”,违心地怒斥恩师挚友,还要违心地唯上、媚权和颂圣,这种可悲,亦几乎无以复加。

迫鸣之大辱,由吴宓先生的痛切陈词可见一斑。上世纪50年代,吴宓先生不愿到北京教书,其理由之一是:“宓最怕被命追随冯(友兰)、朱(光潜)、贺(麟)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不愿……”[5]呜呼,迫鸣之大辱,竟使吴宓先生“宁默而死,不鸣而生”!这里的“默”,是自主沉默,拒不说违心话。这里的“鸣”,是被迫发声,违心而鸣。

迫鸣之痛楚,由徐铸成先生的即时记述可知况味。1957年7月5日,处于反右风暴中的徐铸成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几天来,皮肤下面刻刻在发火,心往下沉,半月来几乎没有好好睡过(天天晚上要写检查,以备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写不出一个字。每晚要抽两包烟,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乱上纲,凑写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难眠,每晚必出几身冷汗,汗衫湿透,入睡至多只有两小时)。嘴里发腻,吃不下东西,饭菜到喉头就卡住了[6]。身为《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万般无奈迫鸣求生,但要过自己的良知之坎,又谈何容易!致使身心备受煎熬,苦不堪言。

迫鸣之可悲,由韦君宜女士的真诚忏悔可闻其状。1973年至1976年的三年中,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管业务、当编辑。她所做的,是违心地、屈从地“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韦君宜痛定思痛,袒怀写道:“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

迫鸣之辱,迫鸣之痛,迫鸣之悲,在于心灵被戕害,良知被碾压,底线被践踏,以致生而为人之天性,丧失殆尽;生而为人之尊严,荡而无存。

为了守护仅存的尊严,国人别无选择,必须拒绝迫鸣,不说违心话。文革结束之后,曾造成中华大地迫鸣之声无日不在、处处可闻的黑暗魔法,开始难于大行其道,并逐渐走向式微。国人对迫鸣的拒绝,不妨以季羡林先生为例。2007年9月,季先生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8]假话全不说,就是以良知拒绝迫鸣,决不违心地把鹿说成马,留一点骨气在身上。

可怕的迫鸣,曾令吴宓、徐铸成和韦君宜倍感屈辱、无可逃遁。如今,尽管黑暗魔法仍不收手,甚至还要疯狂几把;尽管迫鸣还大量存在、远未绝迹,但是我觉得,能够像季先生那样做到拒绝迫鸣、不说违心话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至少在我的交往范围和关注视野中,我能明确地体察到:对有良知的普通人而言,不说假话已没什么恐惧;尽管他们还不太敢说真话。我以为,这个大趋势不可逆转;任谁做再多的倒车梦,这个大趋势,也不可能逆转。

不过,拒绝迫鸣,还只是享有起码的尊严。为了赢得更多的尊严,国人必须驱离迫默,尽量说真话。文革浩劫中幸存的巴金,在经历了沉痛的反省之后说: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多说真话[9]。40多年前巴金立下的驱默座右铭,理应成为多数国人的座右铭。也就是说,在权势面前,国人不应大概率地被迫沉默,而要鼓起勇气多说真话,如实地把鹿说成鹿。

应当承认,巴金的驱默座右铭,至今尚未成为国人的主流座右铭。驱离迫默还在路上,驱离迫默还很艰难。国人依然必须冷峻拷问自身:如何不断提升尊严度、减少屈辱感?又如何不使后人复哀后人?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已并非无解。其中一个可取的答案是:如果越来越多不愿愧对人生、愧对后代的国人,能像艾晓明、郭于华、郑也夫那样,驱离迫默、发出心声,就可令迫默步迫鸣之后尘,走向消亡,从而使“后人复哀后人”之悲剧不复重演。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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