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沉默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2年2月1日讯】人的生活中，有出于多种原因不得不沉默的情形。如碍于情面或场合，亦或话题、时机不对，人们有话不想说，不便说，不好说，不忍心说，等等。上述情形，我不会将其归入“迫默：被迫沉默”之中。
我用“迫默”这个词，乃是特指人的一种制度性生存状况：出于政治恐惧不敢说真话，因而被迫沉默。在2016年6月27日发表的《被迫沉默：自由，还是不自由？》一文中[1]，我专门聚焦“迫默”展开了自己的论述，并表达了“应鸣而尊，不默而辱”的共勉期许。2020年春夏，上述八个字衍变为“应鸣而尊，迫默则辱”[2]。这里的“鸣”，当然是指敢于说出真话，发出心声。“迫默”这个词，百度已知道。
人的生活中，也有出于多种原因藏匿内心想法而说违心话的情形。如为了掩饰情绪、维护面子，为了不致违和而烘托气氛，为了减轻或免去亲人的担心，人们会无师自通地说些违心话。此外，还有必要录以备忘：对于奸佞小人、马屁高手、无良家奴来说，故意和刻意说违心话，乃是他们的本能和长技。类似地，我不会将上述情形归入“迫鸣：被迫说违心话”之中。
在本文中，我用“迫鸣”这个词，意在描述人的另一种制度性生存状况：出于政治恐惧不敢保持沉默，因而被迫说违心话、写违心文（包括违心地鼓掌、点头、签字、举手、投票等）。这种被迫发声、被迫表态的制度性生存状况，我将其称之为“迫鸣”。“迫鸣”这个词，百度不知道。
1950年9月，胡适先生的儿子胡思杜写了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3]。胡适读到上述文章后，伤心感怀、切中肯綮地说：思杜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4]。胡适所说的话，上半句点出的，是胡思杜“迫默”的生存状况；而下半句点出的，则是胡思杜“迫鸣”的生存状况——在政治高压下，胡思杜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就只能迫默；胡思杜也没有不说（违心）话的自由，就必须迫鸣。
无疑，迫默是屈辱的。然相比于迫默，迫鸣则更为屈辱。
生而为人，因不敢说真话而迫默，已是够屈辱的了；但还可凭“惹不起，躲得起”来聊以自解。一个国家，国人莫敢言，已是够可悲的了；但还可有“道路以目”来展示内心的怨怒与憎恨。
然而，生而为人，不仅不敢说真话，还非得违背良心说假话，这种屈辱，已几乎无以复加。一个国家，国人莫敢默，除了违心地自责、自贬、自诬，违心地“大义灭亲”，违心地怒斥恩师挚友，还要违心地唯上、媚权和颂圣，这种可悲，亦几乎无以复加。
迫鸣之大辱，由吴宓先生的痛切陈词可见一斑。上世纪50年代，吴宓先生不愿到北京教书，其理由之一是：“宓最怕被命追随冯（友兰）、朱（光潜）、贺（麟）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不愿……”[5]呜呼，迫鸣之大辱，竟使吴宓先生“宁默而死，不鸣而生”！这里的“默”，是自主沉默，拒不说违心话。这里的“鸣”，是被迫发声，违心而鸣。
迫鸣之痛楚，由徐铸成先生的即时记述可知况味。1957年7月5日，处于反右风暴中的徐铸成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几天来，皮肤下面刻刻在发火，心往下沉，半月来几乎没有好好睡过（天天晚上要写检查，以备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写不出一个字。每晚要抽两包烟，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乱上纲，凑写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难眠，每晚必出几身冷汗，汗衫湿透，入睡至多只有两小时）。嘴里发腻，吃不下东西，饭菜到喉头就卡住了[6]。身为《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万般无奈迫鸣求生，但要过自己的良知之坎，又谈何容易！致使身心备受煎熬，苦不堪言。
迫鸣之可悲，由韦君宜女士的真诚忏悔可闻其状。1973年至1976年的三年中，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管业务、当编辑。她所做的，是违心地、屈从地“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韦君宜痛定思痛，袒怀写道：“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
迫鸣之辱，迫鸣之痛，迫鸣之悲，在于心灵被戕害，良知被碾压，底线被践踏，以致生而为人之天性，丧失殆尽；生而为人之尊严，荡而无存。
为了守护仅存的尊严，国人别无选择，必须拒绝迫鸣，不说违心话。文革结束之后，曾造成中华大地迫鸣之声无日不在、处处可闻的黑暗魔法，开始难于大行其道，并逐渐走向式微。国人对迫鸣的拒绝，不妨以季羡林先生为例。2007年9月，季先生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8]假话全不说，就是以良知拒绝迫鸣，决不违心地把鹿说成马，留一点骨气在身上。
可怕的迫鸣，曾令吴宓、徐铸成和韦君宜倍感屈辱、无可逃遁。如今，尽管黑暗魔法仍不收手，甚至还要疯狂几把；尽管迫鸣还大量存在、远未绝迹，但是我觉得，能够像季先生那样做到拒绝迫鸣、不说违心话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至少在我的交往范围和关注视野中，我能明确地体察到：对有良知的普通人而言，不说假话已没什么恐惧；尽管他们还不太敢说真话。我以为，这个大趋势不可逆转；任谁做再多的倒车梦，这个大趋势，也不可能逆转。
不过，拒绝迫鸣，还只是享有起码的尊严。为了赢得更多的尊严，国人必须驱离迫默，尽量说真话。文革浩劫中幸存的巴金，在经历了沉痛的反省之后说：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多说真话[9]。40多年前巴金立下的驱默座右铭，理应成为多数国人的座右铭。也就是说，在权势面前，国人不应大概率地被迫沉默，而要鼓起勇气多说真话，如实地把鹿说成鹿。
应当承认，巴金的驱默座右铭，至今尚未成为国人的主流座右铭。驱离迫默还在路上，驱离迫默还很艰难。国人依然必须冷峻拷问自身：如何不断提升尊严度、减少屈辱感？又如何不使后人复哀后人？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已并非无解。其中一个可取的答案是：如果越来越多不愿愧对人生、愧对后代的国人，能像艾晓明、郭于华、郑也夫那样，驱离迫默、发出心声，就可令迫默步迫鸣之后尘，走向消亡，从而使“后人复哀后人”之悲剧不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