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认真教学，传承国画艺术。（网络图片）
中国传统国画，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但是在二十世纪西风东渐的思潮中，谁还能如中流砥柱一般传承这一项古典艺术呢？无疑的，潘天寿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景仰的画家兼教授，即使在整个教室内只剩下一位学生，他也坚持努力地把这项传统艺术传承下去。
潘天寿，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并称四大家的近代画家，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画，他的笔墨刚直劲挺，能将诗、书、画、印融于一炉，风格独特。
天赋异秉自学传统绘画
潘天寿（1897－1971）出生在浙江宁海县，原名天授，字太颐。
出身于耕读之家的潘天寿，家境并不富裕，从小一边读书，一边砍柴放牛，也因此，在家乡优美的湖光山色涵养下，培养出他丰厚的美感。
在村里的私塾和县城的小学里，潘天寿的艺术天赋渐渐展露，除了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线装书的人物插画，他更以书为师，自学中国传统绘画。
之后，潘天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所名校，也是省内最高学府。在这里，潘天寿首次在绘画课堂上接触到专业的训练，然而，教授美术的李叔同老师擅长西画，与潘天寿追寻的国画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他总是在课堂上草草应付，甚至用国画方法完成西画作业，平时便把所有精力投注到国画的自学中去，幸好他这一切不符合师长期待的行为，都在李叔同的包容与学校宽松的氛围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坚守传统发展独特风格
27岁那年，潘天寿在绘画的道路上有了极大的转折，这一年，他在上海遇到了画坛宗师吴昌硕。
吴昌硕当时已80高龄，对潘天寿却非常器重，称赞他的画有风骨、有见地，吴昌硕还因赏识他而送他一副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这给了潘天寿无比的信心，更坚定了他坚持传统的决心。
在上海的五年，潘天寿除了打开艺术的视野，也在中国传统和吴氏画风中独立自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1928年，潘天寿担任国立杭州艺专的中国画教授，度过抗战前的一段安稳时光。然而校长林风眠主张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令中国画教学濒临消亡，潘天寿的国画课堂上，经常只有一个学生在场，但他依然坚持延续传统绘画的信念，不为所动。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潘天寿的噩梦从此开始。新来的校长与年轻教师们批判他的艺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对传统绘画的忽视和鄙弃充斥着整个美院，潘天寿被排除在教学工作之外，学校只安排他做些“整理民族艺术遗产”的工作。即使如此，潘天寿仍继续以振兴国画为己任，致力于古画的收藏与研究。
1959年，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院，潘天寿被请出任院长，在文革前五、六年的时间里，浙江美院在潘天寿教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臻于完善，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画教学的翘楚。
潘天寿的画，笔墨刚直劲挺。（网络图片）
文革的迫害
1966年文革爆发，曾经对中国画坛做出杰出贡献的潘天寿竟成了被揪斗的对象。这期间，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对他施以无止尽的折磨。
1968年，《浙江日报》大篇幅报导《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文章，一夕之间，潘天寿仿佛被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在杭州的家被抄得精光，“革命干将们”拉走他珍藏的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他的作品被人毫不留情地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的鞋印……1971年5月，潘天寿被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在没日没夜的折磨、凌辱下，这位耿介刚直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71年9月，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如同他著名的画作《雨中荷》般，带着卓然高洁的傲骨溘然长逝……
西湖边的潘天寿雕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德艺兼备的美术教育家
“中国画以意境、气韵、格趣为最高境地。”这是潘天寿对国画的总结，也是他一生追寻的理想。他认为要达此境界，首先须具有崇高的胸怀与涵养。
有一次，学生朱培均画了一幅《兰石图》请潘天寿指导。潘天寿看了以后，大加赞赏，只是觉得还缺了些什么，于是在画中空白处题了一首诗：“最爱湘江水蔚兰，幽香无奈月初三，楚骚已是伤心史，何况当年郑所南。”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潘天寿见了兰石，不禁有感而发，兴起了忧国忧民之心。
潘天寿的这首诗沉郁深远，蕴含着高尚的品德和中国士人应有的气节，充分展现出他爱国的情操，也彰显了学艺须先立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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