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专栏】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打土豪分田地的轮回(下)

作者:王尚一 发表:2015-05-19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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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5月18日讯】(接前文)

中共推动工业替代农业,实施新的租税方式。虽然在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种粮积极性获得极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农民卖粮成为万元户,化身当时的富人,不过中共体制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大量上山下乡的人回到城市,而人口稠密的农村,土地也非常稀缺,大量农业人口也处于失业状态,造成社会不稳定,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中共开始推动工业化,尤其是城市集体企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以吸纳劳动人口,让他们有事做、有饭吃、不闹事。中共通过价格改革,实施价格双轨制,行成国营企业压榨集体和乡镇企业,工业再压榨农业的格局。

在这样的制度下,城市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两次大规模工业品涨价,加速对农业盘剥,形成新的隐性税收。同时,很多中共权贵的子女利用权力,通过价格双轨制的空挡,把低价批文高价转手,谋取高额利润,被称为官倒。在大规模通胀造成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农民——的实际收入降低后,官倒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1988年大通胀后,学生于次年发起大规模行动,反对官倒和通胀。中共血洗清场,工人和农民全面沉默不敢站出支持。

随后,中共开始新一轮收租收税和收田地的行动,农村经济再度崩溃。朱镕基上台后,全面推行血汗工厂政策。1992年,朱推行新一轮大通胀,此时已没有学生说话,工人和农民只能默默承受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还只是开始,为国企经济和农村经济崩溃做铺垫。1994年,朱实施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政策以刺激出口。为推行血汗工厂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动。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免费或者廉价大量征地,把耕地改成工业区吸引企业进驻。在内地农村,当地政府实施血腥的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罚款政策,没钱交的家庭被牵牛或者扒房子,大量农民为缴纳税金和罚款,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成为实际上的失地人口。

随着青壮年大量持续离开,内地农村经济已经实质崩溃,之所以还得以维持,主要靠出门打工的青壮年往家寄钱。随着血汗工厂经济加速增长,农村劳动力日益被抽空,大量农村人越来越少而全面萧条,很多村庄被废弃。在农村,由于大量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和进口种子的使用,粮食单产持续提高,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农村土地日益被占、粮食经济逐步瓦解,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粮食,补充国内的供应不足,加速中国农业经济全面崩溃。

在大中城市,中共以房地产立国进行另类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中,最开始大部分土地都由各地方国营单位拥有,国营单位自建房,给单位职工福利、半福利分房。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一方面强化央企的垄断地位,让央企从全国经济吸血;另一方面推动地方国企倒闭,完全打散。另外,朱镕基确立房地产立国的经济模式,禁止福利分房,所谓的住房市场化。但实际上,主要央企和地方政府都在给自己的骨干员工福利分房,而打掉的主要是地方国企、外企和私企的福利。地方政府掌控房地产开发的权力,推动房价持续上涨。

推行房地产的过程中,实施的是先卖田地,再打土豪的模式。宣传机器对民众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白领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以推动民众买房。当然,中国房地产中的所谓恒产和自己的住房,土地权都在中共手中,模式和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一样,中共随时可以再拆迁收回。

以卖房子形式的分田地,比农村分田地的方式,在土地上更加集约化。在农村,100亩地可以看作小地主,一般小农家庭也得5-10亩以上种粮食才有富余。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一个小地主才能满足10-20户的小农。而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100亩地绝对是大土豪,按照3倍的较低容积率,能盖出20万平米的房子,卖出建筑面积平均为100平米的房子2000套,住进2000户小农;按照5倍容积率,则是33万平米,3333套房子,满足3333户小农。假如每套房子为100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从中抽取70%的税,也就是从每套房子上获得70万人民币的收益,总共获得23.3亿元的收成。按照1元1斤的玉米或小麦价格,合23.3亿斤的粮食税收,小农在100亩地上种粮,就是种100辈子也交不了这么多的公粮。

所以,地方政府指使房地产商低价征地,对于不同意低价卖地的,房地产商带领团伙,对农民暴力征地,对城市住户实施拆迁,都是新时代的打土豪模式。在另一方面,准备买房的人急迫地买房,希望尽快拆迁,自己尽快住进去。对于农民或者被拆迁户要价高、拖延开发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过于贪婪,活该被暴力。买房者花高价分田地,支持政府打土豪的行为,似乎只有中国才有,堪称人间奇葩。

城市打土豪的问题在于,土豪随时有而卖田地的小农越来越稀少。从政府的角度,100亩地打土豪能让3300户小农得到田地,按照1户3口人计算,就是1万人。100万亩土地就能放下1亿人,1000万亩放下10亿人。而征地1500万亩,对于政府来说易如反掌,可以放下全中国的人口。而且,打土豪征地成本极低,卖房子的利润极高,所以政府也有充足的动力打土豪。

从21世纪初到2014年,中国城市征地日益增多,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背后是各地政府的利益计算。同时,很多小农在买了自住房后,看到房价还在上涨,房租还在上涨,于是买二套、三套房,以实现所谓的财富增长,并且收租,囤积新时代的土地,获得新时代的收益。

随着房价持续上涨,同时房子供应量日益增大,有能力买房的小农越来越少,而地方政府还认为有更多的小农要买房,房地产商也持同样的观点。这导致,尽管房子卖不出,房地产商还在四处借钱买地盖房。

随着房地产商日益悲观,地方政府开始对房地产商打土豪,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房地产商花钱拿地。地方政府拿到买地款后,暴力拆迁和修地铁公路等设施,以吸引更多的小农。不过,随着小农买房力量的枯竭,大量房子空置。房地产商在失去收入来源后,陷入实际破产,没钱再买地,地方财政收入快速枯竭。在没人买地的地区,打土豪的暴力拆迁陆续停止。

绝大部分企业实质上是土地的道具。从土地的角度可以看出,不论国企、外企还是民营私企,不论出口还是内销,都是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道具或者工具。当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把工业区大片的土地分给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外企,以外企为道具,吸引大量的人口到外企工作,政府在外围盖房子,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如果没有外企,盖房子分田地的目的实现不了,也无法顺便打土豪。例如,河南吸引富士康的生产线付出巨大的代价。富士康在河南开工后,政府在富士康周围大量开发房地产,填平当初招商投资的亏损。

同时,所谓的内销企业,主要都是支持新式打土豪分田地的企业。根据朱镕基确立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带动最多的附属产业。其中,房地产带动钢铁水泥煤炭建材工程机械等上游产业,装修装饰材料家具家电等配套附属产业。实际上,汽车也是房地产的附属产业,依靠房地产发展而生存发展。归根结底的发展目标是房地产,铁公基也是为房地产服务。出口企业拉动小农就业,带动打土豪分田地的新模式;内需企业生产各种产品,支持新模式。

当企业与新模式相悖时,被中国经济淘汰。新模式有个关键点,分田地时,提前对小农收取70年的租金(按照居住房的使用年限标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政府持续推高房价,以获得更高的租金。这样,就需要对小农们进行淘汰。房价是1500-3000元时,月收入3000元的小农能买得起房子,房价为15000时,若没有外部经济支持,月收入5000的小农再努力也付不起100平米房屋的20%首付。地方政府为了支持10000以上的高房价,就淘汰员工月薪3000以下的企业,吸引5000以上的企业,腾笼换鸟。

东莞腾笼换鸟时,无数低收入企业被赶走,同时高收入企业没有来。很多企业和员工批判腾笼换鸟,认为是坏政策。但是对于新模式经济来说,这是必然的选择。低收入企业再多,只要不能支持新模式,对政府就没意义。因此,倡导升级转型最积极的是政府,为了支持和保护新模式下房价持续上涨。在新模式下,租厂房的企业随着租金越来越高,倒闭也越快,而弄到土地的企业,虽然收入越来越少,但是土地升值带来更多的收益。这就是在中国经济新模式下,企业经营也必须遵循新模式,才能获取相应的收益。

不过,当收租收税走到尽头,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2008年后,中国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的实质就是不再靠出口企业拉动新模式,而是直接投钱,刺激房价上涨,实施加速拉动。刺激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量小城市和县镇房价暴涨,房地产开发完全脱离社会,和大众的居住要求无关。随着房价上涨,新模式成本持续上升,要求企业必须增加工人工资。从最低附加值、低员工收入的企业开始,受不了越来越高的成本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随着出口企业倒闭越来越多,新模式的拉动力量在急剧减少。结果是,在资金刺激下盖起来的楼无人购买,变成大量鬼城和烂尾楼。在印钞刺激持续减少、尤其是2014年大幅收紧房贷后,房地产直接急刹车,新模式经济快速走向崩溃。

这时候开始,房地产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土地归政府所有的背景下,收税的实质是回收房子,对买房的小农实施二次课税。政府也进入严密的政策观察期,如果卖地和卖房还能继续,就不开征房地产税;如果房子卖不掉,政府没有收入,会快速开启房地产税。房价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房价收税。当然,一旦政府开始征收房地产税,持有多套房的炒房客,大多认赔弃房,让银行担负部分债务,也让地方政府收不到税;最惨的是房奴,本来就在节衣缩食还房贷,再征收房产税,等于让房奴没饭吃。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会开征房地产税。

在房地产新模式后,中国经济再也没有其他新模式可以替代。面对房地产增速减缓,中共召开多次会议,商量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两种替代方案,一是城镇化方案,也就是将房地产全面铺开,而不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将目标重新盯准农村的农地。在这两个方向下,很多人对城镇和农村耕地投资,试图抢占先机,投资两三年下来,大多数全军覆没。

这些人的失败是情理之中,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只想着提前当土豪,而不理解房地产新模式的根本动力。大中城市房地产模式是,企业首先提供大量有钱的小农,其次是土地的超高收益,例如上面例子指出的,100亩地政府获得20多亿元的收益。城镇化的问题是没有企业提供工作机会,而土地进行农业经营是自寻死路,更不用说给政府贡献地租和税收。

所以,在2013年到2014上半年,中共还谈到这两个方案,下半年开始提也不提,而是继续三番五次给政策刺激既有房地产。到2015上半年,房地产陷入绝境,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力度更是空前。中共知道,房地产是最后的分田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家散伙。

散伙之前,最后再打次土豪。分田地而不得,但经济还要运转,想方设法再打土豪给自己续命。和历史上一样,打土豪首先盯准内部,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当然,打的是中下层,高层该怎么花还怎么花,甚至花更多。其次,大规模开展反腐行动,也就是打倒和珅,追缴家产。当然,只有平民出身的贪官才被打,根正苗红的打不得,也打不动。

财政频频告急,打贪所获杯水车薪,政府必须扩大收入来源,对企业打土豪。政府提出民营入股国企的混改经营,希望吸引私人资金进套。政府又主动行动,对企业和个人增加税收和社保。其中,地方政府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实施各种税费和罚款增收;中央则主要对外企开刀,以反垄断和反贿赂等名义开具大额罚单。

很多民企和外企困惑,难道真的要杀鸡取卵? 从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思考,这样的困惑根本不需要有。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出路前,体制肯定牺牲其他任何经济单位保障自己,如果找到新的出路,这些企业没必要再生存,找不到新的出路,更没必要生存,大家同归于尽。

所以,实体经济作为最明显的土豪,经济政策的思路是,针对实体,先打完土豪再说。根据历史经验,在某个轮回完成后,上一个轮回中越好的经济部分,结果往往也越惨。(全文完)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来源:看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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