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读过《中华民国有白色恐怖吗？》之后留言：“请你好好研究下那段历史再来写这篇文章。”这意见很好，我们可换成“国民政府1927年清党是恐怖吗？”这个问题，再来探究。在还原国民党清党运动历史真相中得出结论。
提出“中华民国有白色恐怖吗？”和“国民政府1927年清党是恐怖吗？”两个问题，就是想好好研究，否则就骂一通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等问题上背中共政治、历史教科书的人以讹传讹，多爽！是吧？今日中国大陆被当作P民对待的人，拒绝“三退“说是不搞政治，却活人背政治书像放录音，很奇怪。
研究“中华民国有白色恐怖吗？”这个历史问题，我锁定的是1927年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我说国民政府在南京、武汉分共中有杀人，也主要指载入史册的1927年国民党籍军人四•一二、马日、七•一五等事变中的杀人。这就是研究历史。今天地球人研究历史，大都是这么研究的。但中国大陆例外。
今天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会再由衷地赞美共产党的统治了。但一旦听谁谈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蒋介石以往的历史，例如我在《中华民国有白色恐怖吗？》谈论的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武汉清党分共，跟他听到的不同，大多数人不会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你让我知道真相”，而会思想蹦迪：国民党在台湾搞“二•二八”恐怖，他跳到1947年去了；国民党独裁统治怎么会不杀人？又跳到政治体制问题上去了。思维蹦跳的节奏比夜总会蹦迪还剧烈。我会谈论1947年国民党要负责任的二•二八事件的，但这里主要谈1927年，不把国民政府的历史问题跟政治体制问题混为一谈。以下我要陈述的历史事实是：国民政府1927年清党不是恐怖，而是终结中共煽动的工农恐怖运动。请作深呼吸……
接下去需要好好进行的历史研究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中华民国制造了恐怖主义的工潮和农运？为什么国民政府（国民党）要“清党”来终结？
历史起因这样的，秀才出身的吴佩孚1919年通电拥护五四运动，在共产党成立之后也谈“劳工神圣”，允许在其控制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中共党员邓中夏、张国焘、毛泽东、刘少奇等立马行动，执行1922年二大明确指定的不择手段地颠覆北洋政府的阴谋纲领，在两湖、江西半年策动工潮100多次，吴佩孚1923年2月被迫镇压以稳住路矿和社会。党工会闹工潮失败。
于是中国共产党接受苏联指示，在1924年1月到1927年7月三年半里，借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钻在中国国民党组织内部搞权力斗争，好似人体内的蛔虫寄生抢食。当时国民党在广东搞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也需要工农参与，而且扎扎实实地在上海、广州、香港掀动了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工潮（注：中共党员当时所有公开活动都是以国民党员名义开展的，根本不存在共产党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事，中共历史教科书却杜撰历史搞政治忽悠，说是它领导）。蒋介石长期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一直很支持“扶助农工”的政策，准备着北伐。问题在于中共又以对付吴佩孚的方式对付起广东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来了。
根据中共党员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所说，中共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领导下，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在它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依靠痞子、流氓（今天以刁民模糊）做“革命先锋”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结果时常导致暴力冲突发生。1927年3月，五卅运动后不想做事的工人起义成功手中有了枪，想掌管上海。
依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更是在湖南鼓动农民乱来：一切权力归农会，不许地主说话，将地主划入土豪劣绅（有土皆豪，长袍即绅，无绅不劣）的另类：罚款捐款，打轿子，杀猪出谷（吃其家禽，分其粮食），戴高帽子游乡（剪掉胡须，五花大绑到各乡羞辱），挖掉祖坟，最后频频捕杀。例如，农民在宁乡直接打死刘昭，在醴陵、益阳处决彭志蕃和周天爵、曹云。
正本清源，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中华民国的确制造了恐怖主义的工潮和农运。以下我们来看国民政府为什么以“清党”来终结工农恐怖运动。
国民党完全因为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而接受了中共党员的加入，条件是：共同合作讨伐北洋军阀，推倒北京政府，实现三民主义：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中共承诺如此合作，被广东政府容纳后，却明喊拥护三民主义，暗搞共产主义宣传，于是五年才400多人却在1924年里一下就膨胀为994人，再到1927年4月更膨胀为5万8千人。中共就这样结党营私，却以扶助农工的名义。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表里不一地违背国共的政治合同，在城乡将工农运动引向自己在南方上海、湖南、湖北、江西夺取政权，阻挠北伐军推翻张作霖政府。
中共党员历史学者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都承认：工农恐怖运动让国民党政府（开始是广东政府，后来是武汉政府）焦头烂额，直接妨害着国民党正在进行的北伐。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伐军打倒上海，南方中国北洋军阀已经基本被推翻，但还有张作霖北京政府控制的华北和东北。可这时候上海工人中的刁民们却成天窝在总工会和纠察队里，不再打算回厂干活。
刁民型痞子工人没有从农村进城的大多数本分的良民、顺民心中的“天理人情”，对共产党鼓动对地主、资本家等富人“造反”的暴乱思想本能地欢迎，很喜欢罢工不干活，最后还得到比干活更多的工资，敢打敢杀、敢抢敢夺，结果带动起一些良民也开始学坏偷懒、风险让老板承担，自己多拿钱、多休息。比如江西1920年代赣州店员工会章程：店员每天8小时，全年有3到5个月的探亲假，工会会员月薪120元到160 元等，是当时警察的三、四倍，中学教师的两倍。
看中共电视剧《民国往事》可知，上海共产党1927年想管理上海，却根本拒绝跟为北伐作了巨大贡献且有管理经验的商人参与，居然敢把青红帮排除在外。工人中不想干活的痞子这么霸道又毫无管理城市经验，如果北伐军不介入，上海工人纠察队会不会火并青红帮和屠杀商人？一定会。事实上，1927年11月，武汉人力车工人几千人就攻打了友益街，震寰纱厂几千名工人集会当场就以“工贼”名义处决了5人。历史事实：中共还没军队也没掌管城市之际就杀人了。
这就是国民政府1927年军政当局面临的现实：半年多在广东之外，需要确保新增的衡阳、长沙、武汉、南昌、赣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城乡地区，比北洋军阀时期有更好的社会安定和正常的劳动工作，以获得继续北伐必须的税收、军费和行政开支。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名义搞的工农运动走火入魔：根本没有对商人、 厂主、乡绅的利益考虑，甚至不想保证这些所谓剥削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也就是说，1927年3、4月北伐军后援成了大问题：毛泽东赞美的农村暴乱（革命），抢了和杀了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土豪劣绅”，已使政府财政收入几乎为零。依据中共高干李维汉的回忆：湖南农会禁止粮食输出，使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无生意做了，也就无税可纳了。各级县乡政府都面临财政危机。更重要的是，北伐军军心被毛泽东讴歌的痞子运动完全搅乱了。依据李宗仁（北伐时第七军军长）的回忆：两湖军队的愤懑已到忍无可忍的境地，中、下级军官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遭到工会、农会的凌辱，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
北伐期间中共党员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都明修国民革命栈道，暗渡共产暴乱陈仓。国民党当时军政两个头儿：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政府在武汉继续联苏容共，左脸贴陈独秀的右脸，表示国共还要精诚合作，希望能够借助苏联和中共压低蒋介石。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隐忍，但军人受不了了。蒋介石的日记在这段日子的内容我还不知道，但可以推想：军官们“我们这是干啥啊，明天可能战死疆场，今天却要坐视父母在家乡受羞辱和倾家荡产”的哭诉，促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清党”。不清党他就没法再北伐。
不清党蒋介石就得放弃三民主义，做共产主义邪教徒。他很清楚三民主义从来就一个，没有什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不是衣服，国民党不是变色龙。他也扶助农工，是要引导农民和工人的国民觉悟，不是搞痞子造反搞穷城乡，最后让军队缺乏钱粮没法北伐而放下武器，任凭军人被阶级斗争和无产者（流氓）专政理论教得六亲不认、以权为天的加入农会和工会不干正事的中共农民和工人来屠杀。蒋介石当时应该没有想到二十三年后从1950年起中共就会这样干：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毫不怜悯地屠杀国民党员军人100多万。他想得很质朴：共老二，既然不想实现三民主义，那就请你出我国民党的门。
蒋介石要维持北伐军的生存和壮大，维持广东外南方新城乡的社会安宁和生产进行，还要继续北伐，于是无可奈何地让军队行使警察职能，让不种田、不干活的农民、工人回到田间和工厂，于是1927年4月12日，上海司令白崇禧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工人在工厂干活才是工人，现在成天在街上游荡是什么人？军队不缴枪他就玩枪。如果他们手中有枪，他们就敢杀青红帮。开枪死了人，这是不幸，却也有幸，一批根本不讲青红帮那种江湖堂口规矩的新流氓得寸进尺、战天斗地的城乡暴乱——恐怖主义的工潮农运终结了。这就是清党。
国民政府1927年清党，就是国民党清理心肠凶暴、口是心非的共产党员出党。清党先从上海白崇禧开始，而后是广州李济深、武汉汪精卫等国民政府。国民党被逼无奈、完全被动地将在国民党组织暗中发展共产党员，口里高喊拥护三民主义北伐打倒军阀，暗里策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小人、坏人、流氓清理出去，不能够再披国民党员的人皮干共产党的狼活，挂三民主义羊头，卖共产主义狗肉。
朋友，抛开“共产党革命”、“国民党反革命” 之类政治话语思考问题：如果上面所说的是历史事实，国民政府1927年清党难道不是终结恐怖吗？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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