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构性减税尚未启动，各级政府税收收入又创出新高。财税收入已经高到税务部门抓耳搔腮、财税专家反复澄清的程度。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消息，2010年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扣除出口退税后为70062亿元，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比 2009年增长22.64%，根据预测，2010年中国全年GDP增速将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2010年财税收入是GDP增速的两倍。
税收收入以及非税收入高并不是新鲜事，从2000年以来持续至今，专家的辩解也一如既往，理由陈旧，说辞苍白、虚弱。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室主任张斌指出，中国税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他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主要例子没有说服力，小税种无法影响大局。另一个例子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税基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也未必全部是负相关关系，2010年，我国进口税收达10528亿元，增长了35.9%，如果是整车进口确实是负相关关系，但如果是进口的零配件、资源在国内生产则与GDP是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贸易模式决定了进出口量极大，与GDP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专家们成功地让税收与GDP脱钩，就失去最重要的一项衡量税负的指标，可能使已经失控的税负火上浇油。
不止2010年，从2001年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就处于高位，税收弹性系数连续处于警戒水位，官方税务专家们一再澄清，这不是什么好事。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则表示，税收收入总量变化同时还受当年价格水平变化的影响，2010年，我国的物价上涨较快，税收收入与GDP保持基本同步是指大方向、大趋势的同步，并不一定是增减幅度的绝对一致。
白景明总算承认税收收入与GDP的关系，不过他认为税收收入高是因为物价高的说法，则属掩耳盗铃。税收按照现价计算、GDP按照不变价计算固然是事实，但从长期来看，税收收入持续地大大高于GDP增速，曲线不会改变，中国属于高税收无疑，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财税收入明显上升的十年，并不是每一年都处于通胀状态，无论是冷和热，不变的是财税收入的增长速度，甚至包括经济困难的2008年，税务部门依然报喜，同比增长18.8%。
上述只是税收收入，我国的税费负担大头在非税收入领域，根据周天勇等人的研究，加上土地收入等，政府全部收入占GDP35%左右。很不幸，在财富分配过程中，政府、企业与不同收入群体的人在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同样是不合理的，从1996年到2007年，国民收入占GDP比重从50%以上降到39%，同期，国家税收比重从11%增加到21%，企业利润比例不升不降。
目前正在进行的税费体制改革是中国正在推进的基础性改革之一，推进结构性改革税负有增有减、培育中产收入阶层、维护中小企业是改革的大方向。税费改革不成功，则中国经济转型难言成功。
笔者不敢对这一改革过于乐观。
首先，政府在建设高峰期欠帐太多，存在债务黑洞，将在数年内陆续曝光，现在要用真金白银填上黑洞，税费不可能大规模削减。
1 月13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目前地方隐性债务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因为地方政府通过数千家融资平台形成，因此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在 2009年到2010形成的地方债务中，幸运的县级政府占比70%，他们除了有些矿山等资产外，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用学校、医院等抵押贷款的疯狂行为已经被喊停。一旦土地价格下降，债务无法掩盖，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从2010年开始金融机构之所以大举融资，目的就是度过眼前的难关。
一些人认为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均在警戒线以下，债务问题不大，请别忘记，中央政府需要为未来的社会保障打下基础，地方政府不得不追加配套资金。在解释税收收入的用途时，财政部门表示，2011年，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启动学前教育发展项目；继续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再次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大幅度增加财政资金对保障性住房投入，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成效如何且不论，大规模的投入不可避免。上万亿元的资金将在近几年内陆续投入教育、环保等领域。这方面资金非常紧张，一些西部地区由于经费困难，停止了退耕还林的步伐。
其次，虽然政府资金如此紧张，行政开支并未下降，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4%左右。
有宏观研究者计算，从1978年到2004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5倍多，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却远超此数，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文教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2年至2004年维持在26-28%之间。
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千军万马想杀奔到公务员队伍，无论是胸怀全球的热血青年，还是领导子女等世袭贵族，这些现象意味着中国的行政开支不可能下降，行政效率不可能大幅提升。
第三，目前进行的深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税费改革都会让某些利益群体伤筋动骨，哪个群体都不会退让，从房产税到将来还会改革的资源税，莫不如此。在改革的过程中缺乏公平的博弈平台，哪一方都想成为赢家，都不想做出哪怕小小的让步，改革的进程将非常缓慢。
最核心的争议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如“十二五”期间将要改革的增值税，减少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轨，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但媒体披露，这一改革因为地方政府的激烈博弈不得不延后。
营业税目前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则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比例分账，增值税扩围改革意味着取消地方第一大税种，增加了分享税份额，地方政府非常担忧并轨后收入减少，上级的口头安抚无济于事，地方政府每天面对的是公务员工资、工程款项等现实问题。以广州为例，广东省营业税一直都是地税的主体税种，约占地方税收收入的四成左右。如果并轨，据测算广东省营业税收入将减少24%左右，地方税收将减少九分之一。
税费改革遭遇债务、行政部门自身利益、中央与地方博弈等数大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规模减税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整体上不增加税负就谢天谢地。
但税费改革并非毫无起色，增值税改革企业负担稍有下降，消费税受到重视，同时公共财政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在不停的追问中，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用于何处，公开消费几何？海外考察几次、成效如何？所有的追问汇聚成强大的力量，呼唤透明政府与公共财政。
政府什么时候才能向纳税人彰显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诚意，法律什么时候拥有尊严，要求政府以详尽的报告而不是以几页的天书打发人大代表，打发纳税人，到那时，中国的税费改革的市场、法治气息将扑面而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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