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还原(二十四)

中国现代史还原 第九章-1

作者:史明 发表:2009-01-31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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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还原
 
第九章 阴阳反背 文革惨祸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是邪恶中共疯狂的大曝光。

中共欺骗人民说,"文化大革命"是毛魔头晚年的错误被少数人利用所致。许多不愿动脑的中国人也就接受了这个谎言。

可是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少数人的错误就掀起不了这么惨烈的人祸呢?(在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可能犯错误啊)一个人或少数人的错误竟然能导致如此惨祸,那说明这个体制也真是有大问题啊!一个良好的体制应该是能限制错误的泛滥的呀。

历史的真相是:整个中共都有组织的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有组织、"有法可依"地去做,又怎么能做到这种波澜壮阔的程度呢?

历史表明:唯有在共产邪恶主义制度下才会发生如此的惨剧!在一个正常的、良好的社会里,任何少数人的错误都会受到整个社会的机制的制约,使得整个社会不致于出现剧烈的动荡。唯有在共产恶党统治之下,少数人的"错误"才能大行其道。因为,这个恶党正是把错误当作最崇高的东西来推广的。这个邪教存在的最大爱好就是对社会犯罪,因为这正是它的本性。在它治下,好人是没有用武之地的,而越是邪恶的东西却越有广阔的市场......

《九评共产党》称这段历史为"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 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 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待续


来源: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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