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事,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
“遇军事最危急时,既是转胜之机。如一轻举妄动,即足招败亡而贻羞耻。以后不论何事总要熟虑而行,切勿随人主张而转移也。军事第一要贯彻到底,即是错误亦须错误到底,所谓将错就错是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余不准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在抗战近周年时,希特勒召回德国军事顾问,蒋一度不许他们离职。纬儿即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编者注)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险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奋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而此最后一著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家之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为余必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与义而已;惟能以道与义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惟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引退”——编者注)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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