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和母亲一起跟江泽民打官司 (组图)

作者：贝菈口述唐韵整理发表：2006-03-09 02:14

我和母亲章翠英女士

我叫贝菈，20岁，大学三年级法律系学生，家住澳洲悉尼。我妈妈叫章翠英，在我13岁那年，妈妈因为回国为法轮功和平上访，被江氏集团监禁入狱8个月，受尽酷刑折磨，差点丧命。现在我妈妈正在以“酷刑罪”状告江泽民。这个官司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也长大了，我要和妈妈一起跟江泽民打官司。

昨天（2006年3月7日），纽省高等法院就妈妈提出“法院强制命令外交部向被告江泽民和610传送诉讼书和传票”的要求，临时决定召开特别听证会。因为我学法律，又为妈妈的案子做了许多资料整理和资询准备，英语又是我第一语言，所以我作为妈妈的代言人和妈妈一起出席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我宣读了诉讼书，回答了法官的问题。外界媒体报导中称我为“章女士的律师，贝拉周”，我一下觉得自己确实是个大人了，而且感到肩上的担子的重量。

有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是说一个农家妇女告村长。因为我妈妈也是个平民百姓，告的是国家主席，别人就把这事叫“翠英打官司”。秋菊的官司也就几个月，可我妈的官司都打了几年了，连总统、总理、联合国都知道了，成了“国际名案”，可是这个案子仍然步履艰难，要比秋菊的难多了。

艰难倒不是因为案子复杂，其实最简单不过了：我妈一个平民妇女，就是因为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回国向政府说句公道话，就受监禁，受酷刑，这走到哪也是个冤案。连澳洲驻中国领事馆都能作证，他们去监狱看我妈，还要送卫生纸。

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四个字“强权”“金钱”。澳洲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在“权势”“经济利益”威胁利诱下，特别是和独具“异”格的中共打交道，难免会打着 “民主自由”“司法独立”的招牌，桌下却做着另一种交易。去年陈用林已经揭发中共驻澳洲使馆胁迫澳洲外交部帮助堵截我妈妈的诉江案。

我心里明白，中共头号独裁江泽民心中最大的恐惧就是把他送上法庭。陈用林还揭露，中共派到澳洲的特务，以“千”计算。我想，“堵截诉江案”也必是中共特务们的重要任务。你看，中共强权威胁、澳洲政府妥协、中共特务破坏，这个案子能不变“复杂”吗！

我心里还明白，这不只是我妈妈一个人的事，这关系到无辜受迫害的千百万法轮功学员和平抗争，讨公道的大事。我妈妈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酷刑折磨致死，被关进精神病院，劳教所和监狱。

中共破坏诉江案，还有一招就是暗地里威胁利诱律师。原来请了一位国际著名一流大律师，后来不了了之的“退”了。看来被告官越“大”，所在的国越“强”，所在国越专制蛮横，就越难告成。可我信一个天理叫：恶有恶报，皇子犯罪与庶民同罪。

考大学那年，原本想学艺术，我妈妈是画家，我也爱好美工设计，雕塑。但那年妈妈的起诉案刚开始，只见妈妈到处奔波呼吁，请律师，资询法律，非常辛苦。我就一下拿定了主意- 学法律。

在中国大陆，律师是不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智晟等正义律师挺身而出为法轮功鸣不平，向国家顶层上书，现在受到当局疯狂打压迫害，律师所被封，执照被消，全家24小时被控，便衣几次暗杀高律师未遂。

我是一个内向，安静，不大说话的女孩。要上法庭，面对法官和法庭众多的听众发言，回答法官或其他有关人员的问题，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但我看到妈妈，她也是不善言辞的人，但只要到为法轮功讨公道的关键时刻，她就变得特别坚强和无畏，甚至把生死都置之度外。我也要像妈妈这样。妈妈能够这样，也是有原因的。

我十岁那年，妈妈突然得了重病，叫风湿关节炎，全身疼。爸爸带着妈妈跑遍了大医院，看了许多名医，还花了许许多多钱，也不见好。后来走路都困难，只能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学后就给妈妈煎中药，端药。我常对碗里的药默默祷告：快把妈妈的病治好吧。可我看到的还是妈妈愁苦的面容和叹气的爸爸。

有一天爸爸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附近公园里有人免费教一种气功，能治病。妈妈起初不信，爸爸先去试了一天，第二天连扶带架把妈妈也带到那里学，以后一直坚持炼，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给妈妈煎过药。只见她一天天壮起来，能下地了，能走路了，能做饭了，又拿起画笔作画了。爸爸也高兴起来了。他高兴的时候就是拉二胡。

后来我知道这种功法叫法轮功，创始人是李洪志老师，有一亿人在修炼。这种功法不但能使人去病健身，还能使人明白做人的目的和道理，使人作好人。妈妈爸爸都炼，还经常看一本书叫“转法轮”。

1999 年7月，中共头目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抓捕了许多法轮功学员，还诬蔑李洪志老师。妈妈爸爸不理解：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可以镇压呢。妈妈先是在中国领馆前和平请愿好几个月，每天都去，她的汽车玻璃被砸，车带被扎，她还是坚持去。后来爸爸妈妈于年底一起回国，想用亲身体验告诉政府法轮功好，要求停止镇压。

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来了。可是国内镇压越来越厉害，妈妈又想回国，再次向最高领导上书。当时爸爸考虑到我还小，才13岁，需要照顾，就不同意她走。但是，妈妈还是留下钥匙和银行卡，对我说“要听爸爸的话”，就一个人回中国了，那是2000年3月。

从那时起，我有8个多月没见到妈妈。最初5个月，一点音讯也没有。每天下学的时候我都想，今天妈妈可能回来了。可一到家，冷冷清清，爸爸每天出去工作十几个小时，很辛苦，我就自己做饭，热饭，然后做作业。我有时看着妈妈的照片，眼泪就掉下来。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2000年8月的一天，爸爸收到落款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信，信中说：“十万火急，快点救小章吧，要不她就会在监狱里被折磨死……”。爸爸焦急的四处寻求帮助，找议员，找报社，找各种社会团体。澳洲的法轮功学员都行动起来，向各方讲法轮功在大陆被迫害的真相。

有一次爸爸带我去找“晨锋报”，爸爸说完，那位元记者摸着我的头，我看到她眼睛里的泪花。第二天，报纸头版有我的大照片和介绍妈妈和法轮功遭遇的报导。我开始意识到我也能为救妈妈起到作用，我就主动的和爸爸一起去，我虽然不会说什么，但我的心也会感动许多人。

11 月爸爸接到通知说妈妈11月30日回到澳洲，我知道这是法轮功学员们，澳洲政府和许许多多善良人们营救的结果。那天我和爸爸还有其他学员早早就到了机场，等了好久，是我第一眼看到了妈妈，只见她穿一件肥肥大大的体恤衫，上面写着她自己做的一首诗。我对妈妈顿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我对母亲产生深深的敬意

回来以后我妈妈就开始了世界巡回画展，主要目的不是画展，是通过画展以妈妈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大陆所受的迫害。

2004年9月15日，妈妈正式向澳洲纽省递送了控告江泽民和610的诉讼状。

前几年，我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了，我又学法律，妈妈的案子，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努力学习，注意报纸上法律方面的消息，收集各方面的有用资料，帮助妈妈联系个方面有关诉讼的事宜。我要和妈妈一起跟江泽民打官司。

昨天在法庭上，我一点也不紧张，准确回答了法官的问题。这对我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妈妈和我，还有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对“诉江案”充满必胜的信心。江泽民这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不久就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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