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京官进步还是权斗?

作者:作者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发表:2003-04-26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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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领导层将隐瞒疫情的高官撤职,显示了中共新政治文化的曙光。但国内的非典危机,究竟是让新一代领导人树立威信的契机,抑或是更大社会不安的前奏,现在还言之尚早。

现阶段的疫情发展,已为我们带来大堆疑问。隐瞒疫情的京官迅速下台,但须为疫症失控负上更大责任的一些地方官却丝毫无损,这是否证明中央政府已无力驾驭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中央提高透明度后,北京的染病数字急升,其他省市的数字却十分稳定。这是因为疫情真的只集中在北京,还是因为各地方政府仍在隐瞒?

十六大交接政治渐趋开明?

中国过去 20年奉行不惜一切发展经济的国策,令各种社会问题长年积累,官僚系统腐烂不堪。若疫症一发不可收拾, 89年后被经济好景掩盖或延缓的社会冲突和高层斗争,会否再度白热化?

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在今年一月号,邀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 Andrew Nathan(黎安友)、普林斯顿大学的 Bruce Gilley、芝加哥大学的 Yang Dali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等学者,从不同立场探讨中共新旧交替后的政局,对我们掌握现时形势,颇有参考价值。

专辑的其中一种论点认为,十六大的顺利权力交接,显示中共运作正朝制度化与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党内派系斗争仍然存在,但官员的实际能力与政绩将在官员的升迁中扮演愈来愈大的角色。解放军的专业化与官方媒体的商业化发展,亦是中国政治渐趋开明的标志。

但较悲观的论点则认为,十六大的平稳过渡其实只是邓小平剩馀影响力与派系间暂时妥协的产物,并不代表党内权力分配的制度化。 49年以来,党内秩序一直沿□“内斗--团结--再内斗”的周期发展,现时的团结局面,随时都会被新一轮的派系斗争打破。

中央管治能力下滑?

专辑中另有作者指出,中国现正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是中央政府管治能力下滑。国家的社会规范能力降低,令贪污泛滥,黑势力成为不少地方社会的实际管治者。国家进行资源再分配的能力下降,则令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因此,重建国家能力乃任何有效政治改革的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的急进政治改革,很可能会令政府失去危机处理能力,只会为中国带来失控的社会冲突与地方割据。

网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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