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腾腾，男，18岁，现就读加拿大俄卡迪亚大学。于苗，女，20岁，现就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翟硕，男，21岁，现就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金芊，女，22岁，现就读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初到异国他乡，迎接他们的是举目无亲、孤立无助甚至受骗上当的遭遇翟硕高考落榜，在北京的一所民办大学学了两年计算机专业。爸爸一直对他上的不是正规大学耿耿于怀。虽去英国学语言一年的学费要4000英镑（约合5万元人民币），好大学一年学费要1万多英镑，但他爸爸很看好英国的教育制度，于是就花了1．3万元委托一家留学中介机构，帮他联系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留学。
去年10月31日，翟硕登上了飞机。9个多小时后到了伦敦。刚踏上英国的土地，翟硕说他就遇到了麻烦：“首先是语言障碍，我需要在伦敦进行落地签证，再转机到苏格兰。虽然出国前我参加过两个英语口语强化班的学习，可伦敦移民局官员的提问我只能听个大概，却回答不出来，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问题不太复杂，无非是‘你为什么来英国’等等，我连蒙带唬好歹蒙混过关了。听说也有人因回答不出移民局官员的提问，又飞回国的。
“在伦敦转机1小时后，我到达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下飞机我就傻眼了。出国前中介公司的人说，已为我在爱丁堡安排好了住的家庭，那家人会来机场接我。可我在许多举着牌子接人的人群中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眼看着同机的人一拨一拨都走光了，我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机场大厅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目无亲。想到我连那个家庭的地址、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有一种被遗弃的凄凉感，眼泪止不住地流，怕人看见就躲进厕所里哭起来，边哭边后悔出国。
“大哭了一场，才想起给中介公司打电话，就在机场花10英镑买了张电话卡。由于语言不通，卡买错了没法用，好说歹说才换了一张。费尽周折，当学校值班的人来机场把我送到那个苏格兰家庭时，我已经24个小时没吃没喝了。”
金芊已在新加坡留学3年了。出国前她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高三的学生，眼瞅着就差高考这一关了，父亲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建议她去新加坡上大学。新加坡有6所公立大学，国际学生一旦考上，可享受80％的助学金。个人承担20％，也就合1万多人民币，和国内一些大学的学费差不多。而且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不像国内的一些大学，学出来的往往是“哑巴”英语。全家人一致赞同金芊到新加坡留学。
金芊对刚到新加坡时的窘况记忆犹新：“虽然出国前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还是遇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苦。新加坡虽然华人很多，但当地华人说的话我听不懂。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连一些卖饭的都看不起我，卖饭时故意少给。有人甚至会轻蔑地问‘你们家有电视吗？’“我和一个女孩合租了一间房，房东老太太对我们很苛刻，房间里安着空调，但不许我们用。在房间里热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到附近的酒店大堂里做功课，图的是那儿有空调凉快。老太太也不许我们用洗衣机。毛巾被、牛仔裤我都得用手洗。她还不许我们在厨房做饭，只能天天到街上的小饭馆去吃。我们先交了两个月的房租（其中一个月作为抵押金），和我同住的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住了1个月连抵押金都不要就搬走了。虽然我也很想搬走，但想到会损失300元新币（约合1500元人民币）的房租就忍住了。
“新加坡的东西很贵，几乎是中国的5倍，我在家时特爱吃零食，可在那儿不敢买，太贵了，刚去的半年我连根冰棍都没舍得吃。很多中国同学都叫苦连天，一个从河南来的同学说：‘要知道出国这样，打死我也不来。’“刚到新加坡不久，我的留学计划就差点儿泡汤。我原计划先到语言学校学几个月，然后考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预科班，学半年后直接转入该大学。但当我在语言学校结束学习后，把旧的学生准证交给新加坡移民厅，等待办新准证时，接到移民厅的来信，就一句话：学生准证没被批准。这意味着我必须在14天内离境。我顿时懵了。”
没想到在中美学校里都不适应
徐腾腾说起到初到加拿大留学时的遭遇，至今都忿忿不平：“这所位于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国际学院是私立学校，学费和生活费很贵，一年大约需要15万元人民币。学校的校长是个做生意的香港老板，老师大多是亚裔，同学也大多来自亚洲，没有加拿大人，也没有英语世界的人，在这所学校根本感觉不到是在加拿大，很像中国的学校。我很后悔，花这么多钱，却没找到学英语的环境。
“这学校的中国人很多，人际关系复杂，我呆得很不舒服，处处感受到中国人的恶习。刚去时从一个先去的中国学生那儿买书就受骗了，他十分热情地要帮我买书，书8折买来了，我很感激他。可后来我发现这书5折就能买到。
“数学老师是个加拿大人，他见了我们从来不笑，我认为他是种族歧视。可他有一次来上课时忍不住很生气地说，他看见前面走的两个中国学生把痰吐在墙上。中国学生的一些行为让加拿大老师很看不惯，如在公共汽车上大声喧哗；一些有钱的中国学生恨不得一年回5次家；开着‘宝马’招摇过市；在学校交了饭费嫌饭不好吃，天天让中餐馆送外卖；和女友同居；有人去了两年英语也没长进……“有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位加拿大老师英语教得很好，我的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了他一幅国画。没想到他竟冷冷地对我说‘你不要送我任何礼物，你的分出来了，不可能改。’我当时就懵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过了两天，他送给我一张表示道歉的卡，我才知道加拿大老师非常怕接受中国学生的礼物。有的中国学生考试成绩不好，就按国内的习惯给加拿大老师送礼，老师很高兴地收下了，学生就提出让老师加分的要求，使老师很尴尬。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中国人真不光彩。
“在这所学校上学，天天都得防着谁似的，我感到紧张、压抑。实在无法发泄，我就在床板下用英文写了一句话‘这学校要走向地狱’。没想到被打扫卫生的人发现了，告诉了校方。校方负责人把我叫去，我承认是我写的，那人愣了，没想到我会坦白。我因此被校方给予警告处分。”
于苗赴美时已是大三的学生了，由于在国内接受的就是美国的师资、教材和全英语授课，初到美国时，她虽然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但面临的却是与在国内上学时截然不同的压力。
“刚去美国时，我除了学习，还要兼顾打工、做饭、学车、处理生活中各种杂务和人际关系，生活不再像在国内时蜷缩在象牙塔里那样单纯。有的课堂上同学是清一色的美国人，授课内容是文化背景很遥远、很陌生的东西。教授很鼓励课堂发言，同学们在课堂上都很活跃，发言时出口成章。而我在前几节课上，尽管一直都想插嘴说点儿什么，但喉咙就像被堵住了，始终无法开口。
“在国内上学时，我一直喜欢在课堂上率先发言，喜欢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讲演。可初到美国，在一群美国学生中间，那种与同学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我感到苦恼和失落。我知道必须要打破这个局面，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亡。
“终于有了一次让同学认识我的机会，在媒体与政治课上，教授让大家作自我介绍，我很兴奋，站起来说，我叫于苗，来自中国，我刚来美国，觉得一切都很陌生，我不认识你们，又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觉得很沮丧，又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那么聪明，上课时那么活跃，我曾想过要退掉这门课。我很想认识大家，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让我学得更好，我会非常感激的。我说完后，教授激动地说‘Nice，Very Nice’，同学们给我鼓起了掌。终于把憋了好久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觉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们打工，饱尝了劳碌、屈辱，咬着牙挣到了血汗钱。
出国虽然才8个月，但翟硕认为自己脱胎换骨像变了个人。“过去在家时，我好吃懒做，花钱没数，三天两头和父母下饭馆，一放假就到云南、青岛、哈尔滨天南海北一通儿旅游。可在国外，我很少在外面吃东西，几乎没出去玩过。我最爱在超市快关门时去买快过期的食品，刚去时买了一大包快过期的面包，吃了好几天，直吃到面包长了毛。青菜也拣便宜的买，一根黄瓜卖10多元人民币，我从来不吃。我把花的每一笔钱都仔细地记下来。我觉得睡觉是浪费生命，有那时间还不如去打工。”
翟硕刚去爱丁堡一个月就急着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负责收拾40多张餐桌，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垃圾袋满了得换，还要切菜、洗碗，老板不让闲着。有一次他不小心把手切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他怕老板看见嫌他笨不让干了，匆匆忙忙就去洗盘子。破了的手在热水里泡了几个钟头，下班时手指已被泡得红肿。
在餐馆他拿的是最低工资，一小时4英镑。后来听说当清洁工挣钱多，一小时5．6英镑，他就改了行。清洁工每周六、日从早上6点上班，干到中午12点，6个小时中他要分别去打扫3个酒吧。提起第一次去酒吧，翟硕说：“我恶心得差点儿吐了。经过一夜折腾，酒吧里杯盘狼藉，厕所里污秽不堪。我是新来的，只能干最脏的活儿－－－打扫男女厕所，英国工头让我把马桶、便池、洗手池、玻璃、水管子、地面、墙上都喷上清洁液，然后用布擦干净。开始我戴着手套干，但太慢，就把手套摘下来，每次干完活儿，手都被清洁液泡得肿肿的。不干活就挣不着钱，只好强忍着。临回国前，我打了3份工。平时每天下午5点至7点收拾4间教室，8点至11点半到餐馆送外卖。周六周日早上6点至12点打扫酒吧，下午5点至夜里12点半到餐馆送外卖。
“打工受苦受累不说，还受欺负。出国前在我印象中英国人很绅士，可干完活儿工头常常少给或不给钱。我在酒吧打工，两个星期应挣100多英镑，可工头只给40英镑。没办法，只好‘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
翟硕出国8个月，打工挣了2000多英镑，他挺自豪，说：“这些血汗钱够生活费了。”
“我到新加坡4个月后开始打工。”金芊说，“我教小学生和成人汉语。教小孩1个半小时20新币，教成人一次50新币，这样我的饭费和零花钱挣出来了。每逢周六、周日晚，我还要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打工，主要接待华人的婚礼。我要拎着20多斤的开水壶不停地走，给65张桌的客人倒茶。壶很沉，水很烫，我不得不用指甲盖垫着倒，一会儿指甲和手都麻了，就不觉得烫了。后来又让我上菜，按当地老华人的规矩，上每道菜都要先举起手托着盘子，然后把盘子甩到胸前，在灯光下给客人鞠躬后再上桌。和我同去打工的同学有的把盘子扔出去了，有的被烫了。菜上桌后分菜要求也很严，分鱼时用刀叉两下就得把鱼刺取出来。分汤时不许一碗一碗地盛，说不吉利，要求一勺汤要分在每个碗里。我还干过酒店的客房服务，一人负责10间客房，整理床，擦家具，收拾卫生间，自带着面包和水，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挣50元新币。
“后来，为了摆脱孤独，我当起了二房东。我租了房东的几间房，留学生来了，我到机场把他们接来，住在我租的房子里，还要帮他们办各种证件，带他们熟悉新加坡和学校。为给一个新来的人买张席梦思床垫，我舍不得雇人运，就自己扛着从新加坡边境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把床垫运回来。床垫足有几十斤重，扛起来很吃力，街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金芊当了两年二房东，先后接待过近20个房客，她说：“虽然我只混个不赔不赚，但待人接物的能耐可长了不少。”
于苗的打工经历也不容易。“我到美国一个月就尝试着在中国人开的寿司餐馆打工，负责接外卖的电话、收钱和领位，一小时挣8美元。我以为接电话很轻松，但一看菜单头就大了，那上面菜肴的名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光寿司就有几十种，我最怕客人在电话里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有什么呀？’我实在记不清那里面除了一只炸螃蟹外，还有什么。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和特殊要求如加双份姜等，还要记下详细的地址、电话，否则送外卖的司机就找不到。
“领位说来简单，客人进门，微笑地打个招呼问声好，把他领到餐桌那儿。可我却在这事上闯过祸。那天晚上，随着清脆的门铃声，走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美国绅士。我微笑地问‘先生，您就一个人用餐？’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是的。’我又按规矩问他‘您想坐桌子还是寿司吧？’他依旧彬彬有礼地回答‘桌子。’我突然想起老板说过，如果客人是一个人就尽量带到寿司吧去，餐厅的桌子不多，万一来个开Party的没桌子损失就大了。我于是对那先生说‘您就一个人，不如坐寿司吧。’哪知那位先生掉头就走，走到门口对我说，‘小姐，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问我就一个人用餐？第二就是关于桌子和吧台的。对不起。’我赶忙说‘对不起’，但他已经大步走了出去。赶走了一个“上帝”，要是让老板知道罪过就大了，我忐忑不安，那一晚工作还出了好多错，最恐怖的是把客人已经被刷过的信用卡又拿来刷了一次。
“还有那个从福建农村偷渡来的大厨师，总是不怀好意色迷迷地注视我，终于有一次他过激的行为使我决定必须离开餐馆了。”
于苗离开餐馆又去幼儿园打工，每小时6．7美元，比餐馆少，但她想陪小孩玩该是件轻松有趣的事。然而美国的小孩可不那么好对付。
“午睡时老师让我去拍一个小孩的后背哄他睡觉，那个小孩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对我说‘滚开，别碰我！’由于我不知道他们最喜欢的一种甜酱的名称。一个4岁的小男孩指着我的鼻子嘲笑地说‘你真笨！’一个叫仙蒂的女孩甜蜜蜜地对我说‘你能抱我给小青蛙喂点儿吃的吗？’我想热爱小动物是好事，应该鼓励，就抱她去喂窗台上水缸里的青蛙。她举着一个小罐子，哗啦一下把里面的青蛙食物全倒进去了。一会儿，那班的老师就带着仙蒂来找我的麻烦了‘你永远不能让小孩自己去喂青蛙，她会把青蛙撑死的！’我傻了，还以为他们天天都自己喂青蛙呢。我气愤地转头看仙蒂，她嬉皮笑脸地冲我作鬼脸，‘哈，挨骂了吧！’一个小孩悠闲地躺在教室的窗台上，我想起昨天看到一个小孩爬窗台时遭到老师的呵斥，就死拉硬拽地把那小孩抱下来，没想到他会去告老师，老师竟对我说‘他有权躺在窗台上。’我只好把他抱回窗台。”
尽管打工很累，但于苗想到每一分钟都在挣钱就很开心。挣了钱后，金钱观也随之改变。她说：“初来美国时，不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折成人民币，觉得好贵，打工后就感觉好多了，即使在学校4块多钱一顿的中餐也觉得吃得起了。本来嘛，我半小时就挣出来了。好有成就感呀！”
在陌生的学习环境中，他们历经了压力、挫折和竞争的考验，感受到成功的乐趣金芊在新加坡刚上了4个月的语言学校，就收到移民厅的信，通知她的学生准证没被批准，必须在14天内离境。她当时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就懵了。她去找移民厅的官员问理由，官员让她去找学校，学校说大学预科班因没招满停办了。这意味着她直升淡马锡理工学院的计划泡汤了，而且，必须在14天内找一个肯接收她的新学校，否则就得回国。
金芊说：“一看上不了大学预科班，估计考大学没戏，和我一块儿上语言学校的十多个中国学生大都回国了，有的去了其他国家。我在国内上的是重点中学，同学们都考上了大学，我要不走也能考上好大学，可在新加坡我竟连预科都没上成，当时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甚至也想回国。但转念一想，既然出国了就应尽最大的努力搏一搏。
“那些天，我东颠西跑地找了五六所学校，最后选中了商业私立学校。学费很贵，3个月就要3000新币（合1．5万人民币）。我一边学习一边找人补习准备考大学，我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着急，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必须奋斗考上公立大学。虽然留学生在新加坡考公立大学很难，由于新加坡只承认中国部分名牌大学的学历，其他大学毕业的学生想来新加坡读研究生，必须重读本科。因此我的许多竞争对手都是国内的大学毕业生。”
经过努力，1999年金芊终于考上了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考上大学的只占报考人数的10％。“进大学后，我有了好心情，但在学校每天都很紧张，学校实行淘汰制，每学期都有很多学生被淘汰，如我们当年考上了900人，一年下来就剩400人了。大二根据成绩分专业，我学的是最好的通讯专业，而且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再过一年我就毕业了，毕业后会拿到‘绿卡’，由于我享受了政府的助学金，因此至少要在新加坡工作3年。”金芊对前途充满信心。
于苗刚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看到每一门课的教学大纲那名目繁多的内容，就感到发怵。尤其是媒体与法律这门课，讲的是美国涉及新闻领域的相关法律，其中渗透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是她闻所未闻的。教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位职业律师，每节课都讲很多内容，什么宪法第一修正案、诽谤罪、著作权法等等，听起来既陌生又枯燥。班上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不堪忍受这种折磨退课了，她则硬着头皮坚持着。
“尽管在国内大学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可我觉得和一班美国同学相比，肯定起点是不一样的。期中考试前我如临大敌，复习笔记写满十多页纸的正反面，还背了好多案例。考试后宣布成绩时，教授说大家考得不好，平均成绩是C。同学们都灰着脸听着。教授检讨了可能是考题太难后，接着说，不过咱们班有一个同学答得非常出色。考卷发下来了，我竟然得了100分。下课后教授对我说，她真的很惊讶，对于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她既感动又有几分崇敬。她问我，你一定是经过非常刻苦努力的复习吧？我说，我几乎把课本重抄了一遍。教授听得目瞪口呆。
“期末考试为了写结业论文，我把图书馆翻了个底儿掉，然后就等着讲演。我准备了好多小卡片，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逮着一个不认识的美国人，就问人家某个词的正确发音是什么？讲演那天我要求第一个上讲台，我谈到中国媒体许多有趣的故事，又提到相关美国法律和一些案例，最后进行二者的分析比较。10分钟的讲演我洋洋洒洒讲了近20分钟。结束时，教授和同学们都热烈地给我鼓掌，教授赞叹道‘太漂亮了！’接着她又问谁下一个说，全班竟没人举手，有个女生说‘我可不想跟在她后面当下一个’。”
在美国结束一学期的学习后，于苗的每门课都拿了A。
翟硕到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后，感到最困难的就是语言障碍。他说：“同学来自法国、智利、新西兰、土耳其等国家，彼此的语言对方都听不懂，根本无法交流。因语言不通，刚去时我在学校连教室都找不着，头两个星期上课，什么都听不懂，像在国内看没翻译过来的进口原版大片似的，老师让干嘛不知道，留什么作业也不知道。当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出国。”
不过，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爸爸一定让他出国留学，说对前途有好处。虽然爸爸有自己的公司，但他在出国前发现，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爸爸妈妈开始省吃俭用了。爸爸以前都是“打的”上班，后改坐公共汽车了。妈妈身体不好，以前每两周去医院做例行检查，现也很少去了。
“我除了上课就是玩儿命地背单词，英国的教学方式和国内迥然不同，不像中国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为让学生掌握交流的技能，每天下午的课都是和导师面对面地聊天，家长里短什么都聊。一个月后，我上课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了，在国内天天上英语强化班也达不到这水平。后来我又去打工，打工也是为了融入英国社会练口语。几个月下来，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如今和老外用英语交流没问题了。”
翟硕的目标是苏格兰最好的爱丁堡大学，他想学商务信息专业。他说：“本科毕业后我还想继续读研，当然，我会继续打工挣学费，减轻父母的负担。”
徐腾腾对加拿大的学校很不满，一去就惦记着尽快离开，这就促使他给自己定了个必须在一年内考上加拿大大学的目标。但这目标对没上过高中的他来说谈何容易？
“我这一年实在太苦了，一般每天夜里两点睡觉，早晨七点起床，有时困得不行，但一想到国内的同学正在准备高考，肯定比我苦100倍，就打起精神再学两小时。数学是我最吃力的课，尤其是微积分，我从来没学过。但老师以为我们都会，因为同学们最起码也是高中毕业，有些甚至在国内上过大学，因此教学进度很快。这可苦了我，我只好在放学后玩命地做题，拿出在国内对付‘题海战术’的功夫，一做就是三四个小时。我告诫自己，必须保证数学考试及格，如不及格重修的话，要多花1200加币（约6000元人民币），我绝不能因为我没努力，让妈妈多掏一分钱。这就是我当时的动力。”
徐腾腾有一股狠劲儿。第一次数学考试才得了50多分，他就给自己加码儿，哪怕不吃不睡也得考好。第二次考试得了80多分，以后数学成绩再没掉下来。为考大学写论文，他利用暑假加课，每天苦苦读书，到图书馆查资料，然后坐在电脑前一天写了7个钟头，大纲、草稿、正文，直写得眼睛都花了。再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别人一学期完成的论文他在两个星期完成了。终于以超过录取线8分的成绩被加拿大俄卡迪亚大学录取了。
“我之所以选择到这所远离加拿大喧嚣城市，冬天非常寒冷的半岛上大学，一是由于那所大学的电脑非常棒，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和电子商务。二是因为那儿的中国人很少，我想躲开中国人的圈儿。”徐腾腾至今对那所加拿大国际学院的环境心有余悸。
采访了几个自费留学生后，我不由感慨万千：这些在国内众星捧月、衣食无忧的独生子女，在国外却过着孤独无助、节衣缩食的生活。陌生的学习环境，残酷的打工遭遇，父母期望值的压力，迫使他们在意识到外国并不是天堂的同时，学会了省吃俭用、刻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强自立。没想到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竟是他们在异国他乡学到的。在国外的苦水中，他们被泡得成熟了，长大了。
在此，我记下了他们每人在留学期间发自肺腑的一句话，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徐腾腾：我必须在一年内考上大学，绝不能因为我没努力，让妈妈多掏一分钱。
翟硕：我能在英国撑下来，靠的就是这句话：只有吃不了的饭，没有吃不了的苦。
于苗：如果永远不走出家门，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很独立，很出色。
金芊：既然出国了就应尽最大的努力搏一搏，即使结果不能如愿以偿也要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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