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提出“少宣传个人”，主要是针对历史的教训和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而提出的。
鉴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进行调整，并正式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五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
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要职。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切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与会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谈到华国锋身兼数职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
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无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许多人提出，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
经过1980年8月和10月的两次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这一意见，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
1980年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会议，华国锋走进会场时，他已从人们的目光中感到了压力。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
但人们很清楚，他的检查中捎带着许多辩解。由此，便引来其他委员发言中对他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及他在这次会议的发言提出了批评。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政治局会上作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五条表现：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 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所有人员都在会上发了言。
与会者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这些批评意见集中在：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有功劳，应予肯定；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并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三中全会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从未主动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人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
华国锋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有一个人心平气和地同华国锋面对面地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回头环顾大家：“他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还进一步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不适当的。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
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前两项都只是对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4000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改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就没有能够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但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位。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和1997 年召开的中共十五上，他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自九大以来，华国锋就一直是中央委员，这近30年在中共历史上少有。他亲笔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仍镶嵌在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上。)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对《决议》讨论稿根据会议讨论意见进行改写后，将仍在3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可以说，华国锋的去职及新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对决议早日定稿和对1976年到1978年这段刚逝去的复杂历史的科学评价，提供了相当宽松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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