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国期待的是一个具影响力的中国民主思想家。魏京生教育程度不高、英文不通、不妥协、不实际…，魏京生被美国政府磨难，被钱磨难，被生活磨难，美国人失去了耐性。
魏京生仍提着当初对抗独裁政权的那把剑，站在陌生的美国街头。但四下望去，敌人已不只是当初的共产党。他因此失去了方向。
与许多遭受长期监禁的人相同，魏京生看来远比实际年龄52岁年轻。
魏京生的脸上常常不经意浮现出一种迷茫的神情。上节目录影时、座谈会里，只要不轮到他说话，这种神情就会悄悄出现。有时他迷茫地看着讲话的人，有时他眼睛的落点好像在另一个时空。但你可以猜想，他其实没有在听别人说话。
可是一轮到他，话语又立刻像一个个齿轮扣着密密的齿炼，流畅地转动起来。这次来台湾，他的行程满档，媒体采访、拜会政界人士、上电视…，每个场合他都要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对每一件事情表达意见。
说对方想听的话
他养成了一种可能自己也没觉察的说话习惯，见了谁他都说对方想听的话。与台联吃饭，他说李登辉好，说马英九不适合做总统；见龙应台，说当初反对她做官，现在觉得她应该继续干下去；遇到李庆安，立刻为她的舔耳案抱不平，说她是监督政治，不该道歉；见了学者盛治仁，赞他是有学问的年轻人；看陈文茜的小狗跑来跑去，说这小狗挺好，不认生。
这种随时保持说话状态的生活，是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他在北京坐了十七年政治牢之后“赴美就医”，成为海外中国民运的最重要领袖开始的。在他的饭店房间里，他一坐下便点起烟来，说：“我在监狱待了那么多年，特别安静，一年里没几个人跟我说话，出来以后又特别不安静，我经常出去说话时精神抖擞，说到最后，我还要说，别人说够了够了。但我一回房间，马上要休息。”
赴美五年，其实这样忙着说话的场合愈来愈少了。五年前，魏京生一出狱便直接上了往美国的飞机，接着是柯林顿接见、全世界媒体的焦点、各大学争相邀请。他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待下，校方聘他为研究员，提供他永久的办公室、公寓、资源。
不说话时，魏京生常有一种茫然的神情。5年美国生活，他对这世界的看法更困惑了。
偏激主张受抨击
许多民运同志认为魏京生个性固执，毫不妥协，昔日拥戴他的人逐渐离开。
然而，三年后，校方认为“三年多来，魏京生对哥大的学术研究毫无贡献”，请他离开哥大。哥大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说：“魏京生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提出的建议不切实际。”“哥大资助他，是希望他能多撰述报告、写书，分享他推动民主运动的经验，但他惜笔如金，也未与院内师生来往，对学校毫无贡献。”
打击接踵而来，海外民运内部许多人觉得魏京生个性固执、不切实际（例如他主张美国应断绝与中国的所有经贸往来、反对中国民主党建立等），加上民运资源有限、分裂不断、彼此攻讦，许多原先拥戴魏京生的人后来都一一离去。
自认崇高不妥协
魏京生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每点一根新烟之前，都要拿到鼻前深深一嗅。他说那是坐牢时养成的习惯。每次提审，牢友就提醒他要捡烟头回来，“捡回来大家就像过年似的，每个人先闻一闻，享受一下，再抽。”
五十二岁了，他的皮肤还很白净，没有皱纹。我说年轻一代的民运人士说他不肯妥协，观念不实际，很多事反而办不成。他说：“根本不是！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要妥协？‘天安门一代’（民运组织之一）那些年轻人什么都听我的，基本上认为我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我是他们的领导，至少是精神领袖。少部分主张妥协的那些温和派，大部分都有亲共产党的背景。”
我有些惊讶，他点名说了几个人，又继续：“中国民运里的人本来就很复杂，特别是八九年以后，我出来以后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立场确定了，你是这个立场就过来，不是就走人。现在队伍慢慢清楚了，当然绝大多数人都在我这边。”
“我有个很深的感触，真正看不起中国人的是中国人。外国人即使恨我，一定非常尊重我，他知道你这人的地位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几乎就是圣人这种地位了，怎么可以不尊重呢？只有中国人，他们觉得你跟我一样是中国人，你算什么？不过有名一点而已。中国人糟糕就是这种民族自卑感。你看西藏人，大家一起捧达赖喇嘛，达赖脸上有光，所有西藏人脸上也有光。咱们中国人总是自己人想踩自己人，我已经这么高的地位了，你还来踩我，踩完了其实你自己丢人。”
民联主席派头大
他光着脚丫盘腿坐在沙发上，他现在的头衔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他说，海外有几千名成员。这次来台湾，民联的副秘书长特别从日本赶来陪他，帮他安排行程。访谈中间，副秘书长随时起身帮他收拾桌面，火柴用完了，魏京生头一偏：“拿火柴来。”他便去拿。
我想到书里有一张他在监狱里拍的照片。那时他很瘦，清秀白净，抱着他养的兔子，侧头微笑，笑容里有一种很纯粹的、充满梦想的神气。
他出生的一九五○年，正好中共刚建国。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政府里阶层颇高。他从小聪明，表现好，家里也刻意培养他。然而，读完初中，遇上文化大革命，学校教育至此结束。他在北京动物园做电工，七八年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主张“第五个现代化”，随即被捕入狱，九三年第一次出狱，六个月后再度被捕，直到九七年赴美就医才得到自由。
狱中的魏京生已是举世知名人物，各界不断呼吁中国释放他。因此，九七年赴美时，他全身有如被金光笼罩一般。然而，五年来，资源不足，只靠外界捐款做民运、还要生活，他被钱磨难着，被同志磨难着，被美国政府磨难着，金光逐渐淡去，才发现自己身上原来什么也没穿，他得自己去张罗吃穿。
谁都可能是敌人
魏京生一无所有，只有民运。他四处奔走募款，只为维持民运一点点光度。
他仍提着当初那把对抗独裁政权的剑∣剑鞘早已不知去向，只是敌人已从共产党变成了美国政府与资本家。他觉得他们想用钱来操弄他，他得跟他们作战。在美国这个陌生之地，他拔剑四顾心茫然。
他讲了很多，讲美国政府如何操弄中国民运；讲募款的困难；讲这次来台湾之前，他在澳洲丢掉了所有证件，“最大的嫌疑犯是阿扁”，因为阿扁不想让他来台湾为他的老友施明德造势。
谁都有可能是他的敌人，媒体、政客、民运同志、美国人、中国人、台湾人、老朋友、新朋友…。老敌人共产党有时反而是最不具威胁性的，因为那至少是他觉得熟悉的∣虽然这个共产党也变得快让他认不得了。
他讲到共产党几番阻挠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时，微笑着说，九三年第一次出狱，他请一位当官的朋友到家里吃饭，朋友说：“你可真坏，每年害国家损失几十亿美元。”原来中国政府为了对瑞典政府施压，每年都得向瑞典购买高价的钻井平台。
共产党仍把他当作重要敌人，他心里是高兴的，至少证明了他的存在，好像每年都确知从前的恋人至今仍爱着他。后来他又细细讲了他过去的恋爱经验，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盛名拖累择偶难
上节目前，不断说话的魏京生，终于停下来，温驯地让化妆师为他上妆。
如今他已五十多岁，这几年常有人帮他介绍女朋友。“但没有一个能成的。最大的原因是我太有名，第二是我太穷，第三是我没有长远的工作。有时我一出国几个月，也没时间打电话，人家就说我不重视她，我说我第一大的事情是民运，人家就不谈了。后来别人都劝我，一定要跟女孩说妳是第一位，就算是假的。”
他呵呵笑起来。他二十出头时，已与女友同居了（当时在大陆是犯罪的），现在年纪老大，反而不知怎么跟女孩相处。
美国人期待他一去便成为思想家，然而以他的年纪，从头学英文、再读书，何其困难。“国会里好多人劝我把英文学好，他们的意思我懂，英文好一点，能直接谈话，空间会大很多。但问题是英文要好到能搞政治，没有五、六年是不可能的。而且五年不干事，事情整个就没了。”
开快车找安全感
“我从小喜欢看书，但是我现在最怕进书店，一看就想买，买回去也没时间看。我视力很差，从监狱出来视力退化，看书超过两小时，眼睛就花了。就算有时间，大部分也要用来写东西，就没法看书了。”
魏京生开快车也是有名的。他一到美国就自己开车，“开快车第一是为了赶时间。第二，如果有捣乱的人跟着我，我开快就会发现，因为路上没人开得那么快，这样我比较有安全感。我出过几次车祸，全是因为开得太慢。”
两年前他的纽约驾照终于被吊销。他又偷偷开了两年，最近刚在他住的华盛顿特区拿到一张新驾照，准备开始新的人生。
魏京生小档案
1950年 生于北京。文革时是人大附中第一批红卫兵。
1968年 回安徽老家农村，加入解放军，至陕西服役，目睹两地穷困，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弊病。
1971年 回北京，做电工，自修大量书籍。
1978年 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贴大字报，主张“第五个现代化”。
1979年 办刊物《探索》，批评政治。遭逮捕入狱。
1993年 首度出狱。6个月后再遭逮捕。
1997年 出狱保外就医赴美。
后记
采访完魏京生，我陷入一种矛盾之中。究竟该不该用一般人的标准，来看待一个长期遭到政治监禁的人？要求他一定要谦虚，一定要如一般政治人物一样说出让人不觉突兀但实际上很虚伪的话？
我也想到与魏京生有类似经历的施明德。这次高雄市长选举施明德注定落选，施明德一定愈来愈困惑，为什么这个他曾牺牲25年青春的社会，是如此无情？
我也没有答案。只能把采访所见写下来。
原载台湾壹周刊/编辑‧陈美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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