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陣地,大力宣傳民 主自由,反對轉制。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度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
自此,中共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陣地,大力宣傳民主自由,反對轉制,使之成為抗戰時期中共的重要的政治主張。
1944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絕不是民主國家」「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的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中指出:「……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的交給人民」。
抗戰時期,《新華日報》發表多篇文章,強調公民擁有選舉權及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並大力介紹英美國家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抗戰中後期,作為中國的盟國,有很多美國的士兵遠涉重洋來中國參戰,毛澤東曾提出:「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年20-21期《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美國國慶日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誕辰紀念日,《新華日報》都會發表紀念文章,如1943年7月4日《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一文中說:「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只從世界上誕生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裡種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中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他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他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的民主勢力……」。1945年4月13日《紀念傑佛遜先生》社論中指出,傑佛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倡導的《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侵犯和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
在宣揚歐美民主制度的同時,中共指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1944年6月13日《新華日報》刊登「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中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講詞》中說:「……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最大損失」。同時,周提出實現民主的三個條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當禁;三是實行地方自製」。劉少奇也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檔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的還政與民」。(《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72-176)。
結束以黨轉制,是當時中共媒體反覆強調的一個基本思想。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在《結束一檔制國才有民主可言》一文中指出:「……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證券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奮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制,不會使國民黨消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在今天看來,臺灣的政局證實了中共當時的高瞻遠矚。1945年1月28日,《新華日報》發表署名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尖銳指出:一檔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把一檔專政化一下妝,當作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中說:「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一樣,在國外如此,在中國也如此」,批駁了當時的「國情特殊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抨擊了抗戰結束後「穩定壓倒一切」論。
針對執政當局抗戰時期頒布的29種管制新聞等特別法規,1945年3月31日《新華日報》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中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民主」。文章號召「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儘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描述了管制下的新聞從業者戴著重重枷鎖的無奈;1946年1月11日,陸定一在《新華日報》發表《報紙應革除專職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從戈培爾統制輿論說起,「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文章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真實的消息……使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它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中共在抗戰時期豐富的「民主思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進步青年奔赴延安,也引起了很多中外人士的矚目。1940年前後,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本文略有刪節)
来源:小人物半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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