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葉：暴力和非暴力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在印度Amritsar的一個四周高牆環繞，只有一個狹小入口的公園裡，一萬多錫克族人舉行和平集會，英國的Dyer將軍率領五十名步兵和一輛裝甲車前去彈壓。由於入口狹小，裝甲車無法進入。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Dyer將軍命令向人群開火。十分鐘內一共發射了1650發子彈，傷亡1516人，其中亡379人。幸運的是裝甲車上的機關鎗沒有派上用場，英國軍隊在北愛爾蘭，就曾經將裝甲車開進體育場，向足球比賽的隊員和觀眾掃射。在這次屠殺的前幾天，當地確實有騷亂，幾個英國人被殺死，但這種屠殺受到了全世界的譴責。這也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迅速壯大的轉折點。

　　在二十世紀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許多國家都取得過勝利，那麼是否凡暴力就應該詛咒並最終放棄呢？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智者、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領袖甘地被問美國記者問道：非暴力運動是否能打敗希特勒？

　　甘地也無法正面回答，只能說：不經過痛苦和傷害是不行的，人們要通過承受傷害和痛苦將社會的不公正顯示在世人面前，使這種不公正變得如此明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印度、美國、南非等地的勝利都確實如此。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南非的Sharpeville，警察向數千名和平示威的人群射擊，導致69人死亡，其中有8名婦女和10名兒童，至少180人受傷，警察共發射705發子彈。正是這一屠殺，導致南非暴力反抗興起，與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相輔相成。南非政府受到了廣泛的譴責和制裁，民權運動得到了世界的關注和支持直到最後勝利。世界的新聞界一直報導著南非政府的不義和黑人的抗爭，功不可沒。

　　同樣，在美國民權運動中，電視直播讓全國看到警察毆打並使用警犬攻擊和平進軍的示威者，直接導致了民權運動的迅速壯大，最終促使《民權法案》誕生。

　　但這些勝利的前提是，這必須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儘管其中有如此多的不公正；其次，社會的大多數人能夠知道這些暴行的真相，大多數人能夠表達意願並對政府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這個政府必須不是反人性的。比如，英國政府中雖然無法避免有少數無人性的人掌握權勢，但是其政府機制決定了這種人不是主導力量，也無法成為主導，自由開放的新聞傳播使得暴行無法被掩蓋，公眾的力量能夠通過輿論來顯示。

　　同時，即使是信仰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者，也無法否認暴力存在的必要。

　　美國的阿米什人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他們的英雄是在遭到印第安人襲擊時不抵抗而全家遇難的人，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拒絕服兵役。也只有在美國這樣的社會裏，他們才可能以信仰的緣故，在戰爭期間受到憲法的保護。不過他們必須在戰時參加跟軍事沒有直接關係的義務勞動，比如市政建設。

　　甘地在二戰期間放棄大好機會，堅持將獨立運動推遲到戰爭結束。因為他認為，雖然自己反對暴力，但是在享受別人投入戰鬥而帶來的安寧時，自己就不應該趁機取巧。

　　如果暴力是以自衛為目的，任何人也無法否認其正當的意義。即使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也只能自己放棄自衛的權利，而不能剝奪他人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脅時反抗的權利。如果在個人和群體的生存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還要侈談非暴力，只是讓屠殺更方便地進行。

　　比如，非暴力不合作在希特勒德國是絕對不可能有任何希望的。即使六百萬猶太人遭到了屠殺，德國公眾對屠殺並沒有多少瞭解，而且公眾的主流態度是仇恨和蔑視猶太人，美國和歐洲其它國家知道猶太人在大屠殺之前的處境，除了少部分人，主流的態度是冷漠和幸災樂禍。直到納粹暴行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之後，公眾才開始反省。缺乏公眾的關注和支持，就絕對不可能有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這種環境中，暴力反抗是唯一的選擇。同樣，在亞美尼亞、印度尼西亞、盧安達、波黑、科索沃的種族屠殺中，在巴基斯坦軍隊屠殺東巴基斯坦(現在的孟加拉國)的知識份子和約三百萬平民時，在蘇聯清洗兩千萬人的年代，在現在的朝鮮、伊拉克，非暴力都只能是廢話。

　　在兩千多年的漂泊中，猶太人四處遭受歧視、欺壓甚至殺戮，即使在被送進毒氣室和屠場時，他們還是那麼逆來順受。然而華沙的部分猶太人，在隔離區內的猶太人被屠殺殆盡的時候，終於拿起武器跟德國軍隊作戰，他們明知道這沒有勝利的希望，但是這種戰鬥即宣告了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和榮耀。隔離區最終被炸成廢墟，他們就在廢墟中作戰，直到部分倖存者最後不得不撤離到鄉村打游擊。一直到戰爭結束，德國兵也不敢在夜間進入已成為廢墟的隔離區。

　　很多人感到奇怪，為什麼猶太人、中國人和其它地方的大屠殺受難者，如此溫順，一群群被少數士兵趕到屠場而不反抗。

　　其實對大部分人來說，暴力從來都不是一種選擇，即使是在明知要被屠殺的時候。在不知道自己被屠殺的命運時，人們會有幻想，會順從；在血淋淋的殺場，人們的恐懼已經淹沒了勇氣，絕望使得反抗的念頭都已經不可能產生。當我看到記錄片中猶太人大步跑向墳坑前被射殺的情景，不禁熱淚盈眶。兩千多年來，被屠殺的中國人何嘗不同樣如此。

　　中國歷史上比猶太人所遭受的更慘酷的一次次殺戮，人們不僅被殺戮、被強暴，甚至被當作軍隊的糧草，就連目睹親人遭難的人也順從地成為幫凶。比如張獻忠屠武昌時，殺盡婦孺老弱，將成年男子全數充為士卒。張獻忠的軍隊就是這樣徵集來的。屠川時，兵丁中同樣有大量是在四川抓獲的。張獻忠不僅殺盡百姓，同樣殺戮這些士卒。這是怎樣的煉獄！

　　為什麼暴行得以順利進行？我只能得出一個答案，那就是缺乏反抗的勇氣。在恐懼控制下的人，甚至可以被屠殺自己親人的魔王驅使，去殺戮其他毫無反抗的人，直到最後自己也被宰殺。

　　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任何時候，勇氣都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品格。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敢於拿起武器反抗，這需要勇氣。古往今來的屠殺受害者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就是，絕對不能放棄暴力反抗，一定要有自衛的勇氣。

　　在通常社會中，這種極端的情況不一定會發生，但是各種不公正卻時刻在發生，尤其是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裏。面對不公正，勇氣尤其重要。這不是靠一時血氣或者求生本能可以激發出來的，它需要信念。非暴力不合作正是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勇氣就是它的基礎。

　　相對而言，非暴力很容易做到，而不合作則很難，這需要有勇氣堅持信念、承受痛苦。在過去幾十年中，在中國的歷次運動中，不合作者屈指可數，那麼多人痛哭流涕、痛改前非，而合作者並未因為屈服就能免於屈辱和痛苦，只是人們以為，屈服就可能會少受些痛苦。然而，強權的力量正是來自於人們的屈服和順從。這強權，不僅僅是政府，還包括一切可以支配他人的個人或者團體。

　　在現代中國，人們普遍缺乏勇氣。一個韓國女人可以讓一百多男人跪下，雖然他們並沒有過錯，而唯一有勇氣拒絕下跪的人卻要承受失業的後果。要忍受屈辱和傷害的太多太多，打工的男男女女被迫脫衣搜身、關狗籠、遭毒打、超強度無償加班、被剋扣工資、甚至沒有報酬並被剝奪全部押金，在危害健康和生命的場所幹活，以至發生火災時無法逃生被燒死，或者慢慢中毒死亡等等。對這些，屬於賤民的打工者都選擇了順服。而賤民階層以外的城市居民，在政府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難道不是同樣地順從？

　　然而，在大多數國人習慣地對一切淫威和暴虐屈服的時候，法輪功信徒們的勇氣，卻贏得的全世界廣泛的支持和尊敬。雖然他們在中國被宣傳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邪教，雖然他們被關押，遭到非人的折磨，已經有數百人被折磨致死，但他們堅持非暴力抗爭，絕不屈服。這樣的勇氣真是五十年來的異數。

　　儘管我絕不接受他們的教義，但從人的角度，他們的勇氣值得我由衷欽佩。當然，同樣有勇氣的還有其他遭到壓制的地下教會的信眾，一些為民主不懼風險、身陷囹圄的人士，還有為民請命的英雄等等。但當作為一個群體，能夠如此堅韌，如此不屈不撓，如此組織有序，如此忍受痛苦，他們的勇氣，確實是最值得讚賞的。

　　必須看到，法輪功的非暴力抗爭，是現實條件下的產物：即相對開放的社會，信息傳播不再被政府徹底壟斷，中國政府的行為受到國際社會的監督。正是中國經濟對國際社會的依賴，才使得這種監督成為可能。否則，對一個「什麼這制裁那制裁，我們不怕」的強權，就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干涉內政」。

　　在五十年前的中國，幾百萬地主、「反革命」被轟轟烈烈地屠殺，沒有任何阻力；在四十年前的中國，數千萬人成為餓殍，無聲無息；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一個人僅僅由於出身就會被抄家、驅逐、監禁甚至虐殺，由於一首歌甚至一個字寫錯就會被監禁，由於言論或一篇文章就被槍殺，司空見慣。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中，絕對不可能存在非暴力抗爭。一切反對者都會被明目張膽地，或者悄無聲息地消滅掉。

　　正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極大地依賴國際貿易，網際網路使得信息傳播極其迅速，政府無法再全面封鎖真相，才使得殘暴得以及時曝光，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並受到經濟制裁的威脅，迫使偉光正不能放開手腳進行大規模屠殺。而在十三年前的中國，十四年前的緬甸，同樣是和平示威，政府軍卻能夠毫不猶豫地射殺數百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同時也必須看到，中國的新聞資源被政府壟斷，網際網路的封鎖越來越嚴，對於基層政權的暴政，就不容易及時揭露，而且受害者也未必能引起足夠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才會有「嚴厲打擊上訪」，專門針對百姓這種非暴力抗爭途徑的惡行才會普遍存在。而中國最廣大的農民所承受的苦難最深重，農村基層是中國社會矛盾最尖銳的地方。跟農民相比，城市平民雖然有某些特權，他們同樣受到政府的壓迫，同樣處於無助的狀態。

　　那些橫徵暴斂、魚肉百姓的惡霸貪官為逼取苛捐雜稅，膽敢大量拘禁無辜百姓，毒打甚至槍聲他們；膽敢明目張膽地入室搶奪財物，逼死人命；膽敢侵吞公共財產，製造冤案陷害查帳的村民，甚至膽敢托啄鄙保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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