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哭了”:人如何不变成机器?(图)


上海解封后
上海解封后,居民出行还是需要健康码(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6月3日讯】昨天上海一小区,本来已经解封了,可以自由出入,居民回来还是被一个志愿者“大白”拦了下来,要求必须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才能进入。

居民不同意,发生了争执,大白坚持不放行。最终居民只好报警,警察来了,告诉“大白”解封了居民可以进去,他还是不同意,坚持“要等上面的通知,才能放行”。最终在警察和业主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答应放行。

他工作非常认真,但是却没有任何感动人的地方,视频发到网上,引来很多嘲讽。还有人指出,这很像二战后很多年还在东南亚山地里坚持的日本兵,因为“上级”没说可以投降。

几天前,北京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可能更极端的事。有小区要求居民必须持“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一位业主的核酸是“24小时以内阴性”,被保安拒绝了。

业主跟他解释,“既然48小时以内可以进,我这24小时以内的,不更可以进了吗?”保安死活不同意,说48小时就得48小时。怎么解释也不行,最后业主只好报警,警察来了,做了工作,保安才同意进去。

这个保安的表现,看起来像是智商出了问题,无法理解“48小时以内”本身就包含了“24小时以内”。但是,如果换一个情景,比如关乎到自己的工资和福利,他还是应该能够计算清楚。

保安可能出现了某种应激性认知障碍,这是一种“执行力”到了极致的后果。上海那位“大白”也一样,他只牢记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工作简化为机械式的执行。在不断重复中,他们最终只记得了简化的指令,“只有……才”,“严禁”……“一律”……。

两个纠纷中,警察来了都得到了解决。警察向他们宣讲了政策,他们就认可了。这并不是说警察有更好的逻辑,讲的话更有说服力,而是对他们来说,警察代表了权力,警察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错的。听警察的,即便是错了,自己也没有责任。

这样看来,这种所谓的认知障碍,其实也是一种权力带来的后遗症。在不断的服从中,一个人最终丧失了作为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在执行自己任务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一点自我意识,最终也把自己变成了机器。

不想嘲笑他们,更不想谴责他们,他们也是受疫情影响的千千万万人之一。疫情对人的影响巨大,远不止感染者或者被拉进方舱的人,也不只在经济上遭遇损失——它可能会重塑我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防疫中摧毁人的正常情感。恐吓和制造恐惧是其中的核心,不管是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会受到影响。在尊严不断丧失的过程中,人会“与邻为敌”,也会“交出自我”。

昨晚看到一段感人的视频。上海一个家政公司看库房的大姐,疫情中看到有女性无家可归,就“擅作主张”把她们放进公司大厅安顿下来。视频中有十几位无家可归的女性,都是这位大姐救助的对象。现在有关部门让她做出决定,把那些人赶走,否则“有可能坐牢”。她发视频,就是在进行求助。

这事感动我的地方有两个。第一,最初触动这位大姐的,是她看到无家可归者的艰难。她说:“我流泪了”。这让她做出决定,冒着风险把看到的无家可归的姐妹们都营救到公司——她从自己的眼泪中感受到人之为人的尊严,也获得了力量。

第二,面对有关部门的警告,她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板。家政公司老板也是一位女性,她支持了自己的员工,“你做得对。我们这个公司,本来不就是为了帮扶女人吗?”这位老板,没有因为被有关部门警告,而忘记自己最初创业时的想法。

当下的防疫已经和疾病、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关系不大。它是一项“社会治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被裹挟其中。它最终考验每个人的人性,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机会:做出怎样的行动,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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