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郭沫若。（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26年，郭沫若出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在國民革命軍政治宣傳系統與左派聯繫日趨密切的背景下，透過林伯渠等人的引介，初次見到了當時身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的毛澤東。關於這次相遇，他在自傳寫作《創造十年》及續篇中，以司馬遷《史記》評價張良的筆觸作為引子，留下了一段極具視覺反差的速寫：「余以為其人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吾於毛澤東亦云然。」、「人字形的短髮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緻，說話的聲音低而委婉。」
年輕時期的毛澤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在郭氏眼中，毛澤東的外貌與氣質呈現出近乎女性化、陰柔的一面：留著中分短髮，兩鬢貼服，皮膚白皙，甚至略帶病態的青黃，神情溫和，毫無草莽之氣；說話時聲音低沉，語調委婉，帶著厚重的湘潭口音，聽起來輕細，以致郭沫若自己承認，有時因聽力不佳而聽不太清楚。然而在談到「運動」（所謂的「革命運動」與「群眾運動」）時，毛澤東的思路卻十分犀利，談吐深邃，使郭覺得「深奧莫測」，這種外表陰柔、思想鋒利的反差正是他早期印象中最強烈的一點。彼時的郭沫若，當然是以傳統士大夫「相人術」去丈量這位湖南出身的「革命」幹部。在後來的回憶整理中，有文字稱郭沫若1926年初見毛時未發現他有帝王之相。
海外傳記作家迪克‧威爾遜在其著作《毛澤東傳》（Mao:A Biography）中，也用「皮膚白皙、聲音低柔、謙恭有節」來描寫青年毛澤東的整體感覺，與郭氏的印象基本吻合。
當時的郭沫若，習慣於在政治人物身上尋找那種洪亮高亢、氣宇軒昂的「大英雄」標記：聲若洪鐘、身材魁偉、談吐豪邁。這也是他在國民革命軍宣傳系統服務期間，對領袖型人物的既定審美。然而，他未曾識破的是，那種低柔語調之下，藏著的殺氣與權力野心。這股「深奧莫測」的氣息，日後在延安整風、反右、反胡風，再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暴露到極致。
從「看走眼」到「桂冠詩人」的焚書
1949年後，新政權建立，郭沫若迅速被推上「桂冠詩人」和官方文化旗手的位置。中共中央一度把他塑造成「魯迅的繼承者」與新中國文化界的領袖，讓他同時兼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等多重身分，一人身兼詩人、史學家與政治家三重角色。對於那個曾在1926年用「狀貌如婦人女子」來形容毛澤東的文人而言，這幾乎像是一場命運反諷。
坐上這個位置之後，郭沫若的筆幾乎完全向權力折服。同一雙眼睛、同一張嘴，從早年用相人術打量毛澤東，轉為源源不斷地生產「頌聖神作」。對外，他可以說出「斯大林是我爸爸」這樣的話；對內，他用長篇組詩和詞牌，把毛寫成歷史與宇宙的唯一坐標。到了60年代，他已習慣用詩歌為每一次政治運動「背書」，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幾乎每一波口號背後，都能找到一首郭沫若的應景詩。
這種跪姿在1966年達到第一個高潮。4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文化部匯報即將展開的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之勢已在高層蔓延。郭沫若搶先表態，當場宣布要把自己過去的創作全部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個文化人……（作品）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好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一下切斷自己的文學、史學身分，他把整個文本生命一口氣打入垃圾堆，只求先向毛和運動表忠心、減輕打擊。
来源: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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