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香港「開放」出版社金鐘先生在毛澤東去世三十週年之際出版了張戎女仕的「鮮為人知的毛」，讓全世界華人讀者都能夠一睹曾經統治了我們中華民族長達四分一世紀、並給我們帶來無窮災難的曠世暴君毛澤東的廬山真面目，應該說這是中文出版界一件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鬥爭的一件大事。
看了張戎女仕這本書，使我想起了毛澤東共產黨的兩句名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家庭出身不能選擇，革命道路可以選擇」。
如果這本書是地富反壞右寫的，共產黨一定會說這是階級敵人的「瘋狂進攻」，是出於他們的「階級本性」。有些讀者可能會中他們的毒，對這本書有了先入為主的疑慮；可是，現在作者是名副其實的中共高幹子女，是中共法定的「紅五類」、「革命事業接班人」，共產黨還有什麼話說呢？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張戎女士就是從內部攻破堡壘的時代英雄。
我也和「開放」雜誌責任編輯蔡詠梅女仕在其「從家庭悲劇走向歷史真實」一文中所說的一樣，讀這本書前，對由一個高幹子女執筆書寫毛澤東是否客觀真實有懷疑，因為人總是有他的侷限性，也就是毛澤東共產黨一貫強調的階級性。要徹底地揭露一個劃時代暴君的真面目，而這個暴君正是自己父輩曾經拋頭顱灑熱血投身的一場大革命的領袖，又是自己父輩安享革命成果封疆拜官時的開國皇帝，自己本人和兄妹們作為八旗子弟多少也曾經沐浴在皇恩浩蕩之下，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徹底地抽身而出，才能做到客觀真實。讀完了張戎女仕這本書，由衷地佩服她，她真正地做到了！這就是毛澤東共產黨所說的「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出身」。
歷史會給張戎女仕和她的「鮮為人知的毛」記下應有的一筆，所有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人都不能忘記她和她的書。
此前，我曾經閱讀過張戎女仕的處女作「鴻——中國三代女人的故事」，當時是為了寫作自己的平民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作準備，參考別人的寫作經驗。老實說，對張戎女仕這本書印象不是太深刻，因為當年高幹子弟的回憶錄多不勝數，大多是回憶「老革命」父輩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冤屈，他們所切齒憎恨的不過是林彪、「四人幫」而已。對造成數千萬同胞含冤而死的共產暴政隻字不提，對罪魁禍首毛澤東仍然視若神明，更加不用說去探討造成這種民族大災難的根源了。這些年來，我在大陸見到不少當年六十年代的大學同學，以及許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知識份子，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對我說，看了這些高幹子女，比如羅點點回憶羅瑞卿、陶斯亮回憶陶鑄、劉少奇子女回憶劉少奇的文章等等，都很反感，因為他們完全迴避了父輩們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因此，我在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的序言中，寫下了這樣一段：
「至於那些大人物的回憶錄，早已是汗牛充棟，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瘦奉迎之詞，令人噁心。於是看見什麼「我的父親 XXX」、「XXX在XX年代」之類，就本能地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及至一些高幹子女悲嘆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特權，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殘、不過是無病呻吟而已，在被他們父兄的黨迫害致死的數千萬冤魂面前，他們及其父兄應做的是懺悔和贖罪」。
讓我們先看看羅瑞卿是如何殘殺我們的同胞的：解放初期，主持「鎮反」和「肅反」運動的正是中共政府的「公安部長」羅瑞卿。按中共黨史的說法，運動從1950 年「雙十指示」開始到1953年11月結束，長達三年，分三個階段：50年10月開始大張旗鼓和迅速捕殺；51年5月收縮範圍；52 年深入調查。期間195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大城市應當「嚴厲地大規模地進行鎮壓反革命」，要求各大城市大殺一批「反革命」。
據中共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載：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義頒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共二十一條，其中屬於判死刑的竟有十條十七款之多。 1951年1月21日，毛電上海市委：「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今年一年內恐怕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氣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為了實現大殺快殺，毛三令五申，3月18日電令各地：「必須認真研究，周密部署大殺幾批，才能初步解決問題，天津準備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畫，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中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肅反計畫，都能大殺幾批……」。
讀到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個嗜殺成性的殺人惡魔！曠古至今，還有哪一個暴君會如此殘忍地下令殺人而毫不知恥，毫無憐憫之心？中國歷史上殺人如麻的黃巢、張獻忠都只有自嘆不如，世界史上恐怕只有希特勒和斯大林可以和毛澤東媲美！
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說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強調鎮壓。羅透露1948年至1955年共有400萬人被鎮壓。羅已經夠「極左」的了，毛澤東還嫌不夠，1951 年他僅因為寫了一個關於鎮反的例行報告予上級政府部門政務院辦公廳秘書長陶希魯，即惹起毛澤東的不滿。在當年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毛澤東批評羅瑞卿：「公安工作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否則是危險的」。毛澤東在1956年4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過去殺關管二、三百萬是非常必要的」。 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說：「50年至52年殺了70萬反革命分子，之後三年又殺了不足8萬」。中共公布截止52年底「消滅」反革命分子240 萬。
十幾年後，作為林彪支持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交換條件，羅瑞卿被林彪迫害，跳樓自殺跌斷腿骨，還被人裝在籮筐裡抬到現場批鬥，共產黨的自相殘殺真是駭人聽聞！此時的羅瑞卿確也值得同情，然而冥冥中似有天意，數百萬被他害死的冤魂向他索命來了，也是冤冤相報。羅點點們在為其父哀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同時，有沒有想到被你父親經手殺害的數百萬無辜冤魂？！請你想想看，每一個家有親人被你父親經手殺害的中國人看到你所寫作的為你父親鳴冤叫屈的回憶錄時，會有什麼感想？你可明白，造成你父親和數百萬被迫害致死的同胞災難的源頭禍根正是毛澤東！
再讓我們看看陶鑄雙手如何沾滿了兩廣人民、甚至他的同志的鮮血：1950年毛澤東認為當時主持廣西工作的中共華南分局第二書記張雲逸剿匪不力，特派鐵腕人物陶鑄去廣西主持剿匪。1951年陶鑄電毛澤東：「廣西殲匪45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批：「廣西應該殺」！陶鑄即在廣西大開殺戒，許多無辜冤魂慘死刀下。之後，陶鑄又再奉毛澤東令來廣東主持土改，其後挑起「反地方主義」運動，無數名不符實的地主富農慘死在他的手裡，兩萬多名他的革命同志被打成「地方主義」，被送去勞改，受盡折磨……。
廣東因為是「新解放區」，土改開展得較遲。當時廣東最高領導是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主持廣東土改工作的是第三書記方方。他們根據廣東華僑多，工商業較發達等理由，提出「廣東特殊論」，要求中央同意在廣東暫緩實行土地改革，並要求執行較溫和的土改政策。據香港出版的報紙透露，時任全國華僑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亦同意葉劍英和方方的想法。廖本人青少年時期曾經在美國三藩市住過，知道當地在餐館和洗衣店每日辛勞工作超過十二小時的廣東華僑是如何省吃儉用，積錢回家買田準備回鄉養老的。廖對香港來訪的工商界人士說，廣東老一輩的華僑很多是被「賣豬仔」賣到外國去當勞工的；有的人帶一個小籐箱，檢幾件衣服就飄洋過海，出國謀生。他們在外國辛苦賺錢，回家鄉買房置地，大多數是留作養老之用，不應該一律鬥爭沒收，這樣做會影響廣大華僑同胞對新中國的觀感。但是出身自湖南窮鄉僻壤，從未出過國門的毛澤東對他鄰省的特殊情況並不瞭解，更不知情，不明白廣東眾多海外華僑的實況。他偏聽偏信，認為廣東、廣西和福建三省「土改落後，沒有發動廣大貧下中農，對地主富農鬥爭不力」。於是派遣左傾干將陶鑄、趙紫陽來廣東主政，主持土改工作。陶鑄一到，就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口號，即是每一條村都要殺人才算過關。1953年2月新一輪的土地改革在廣東全面鋪開，粵西全區僅1953年2月3日至3月6 日一個月，地主富農自殺者就有805人；至5月份自殺者共1165人，可見當時廣東土地改革恐怖景像一斑。
五十年代末，陶鑄趙紫陽在廣東挑起「反地方主義運動」，向毛澤東謊報軍情，說廣東存在嚴重的「地方主義」，藉機將與他們意見不合的廣東地方幹部古大存、方方、馮白駒等斬下馬來。當年陶趙主持廣東反地方主義，省直機關、各地市縣受處分的地方幹部多達兩萬餘人，絕大多數的地市級和省廳局級地方幹部都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受到撤職降級處分，有些甚至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許多人在勞改場命喪黃泉。就算是他們的「老同志」，為排斥異己也毫不留情，廣東紅軍創始人之一古大存被陶鑄在廣東省的黨員大會上當眾羞辱，強迫古大存當著幾千名代表的面簽下永不翻案的保證書，可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
請問陶斯亮，你為父親受到迫害控訴四人幫，那麼直接間接地被你父親迫害致死的數十萬人又向誰控訴你的父親？請想想看，在這樣的歷史事實面前，我的同學們、廣東知識份子們以及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閱讀了你回憶歌頌令尊陶鑄的文章，會有何感想？
對比之下，我由衷地感激張戎姐弟以高幹子女的身份，透過十多年不懈的努力研究，毫不留情地將他們父輩的領袖毛澤東真面目還原於世，讓世人認識這個惡魔的本質，更讓我們中華民族共同思考，為什麼我們的民族會產生這樣「寧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異類？怎樣才能徹底鏟除產生這種異類的土壤？怎樣才能避免災難重演？這就是張戎女仕這本書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貢獻。(寫於13/9/06)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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