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香港“开放”出版社金钟先生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张戎女仕的“鲜为人知的毛”，让全世界华人读者都能够一睹曾经统治了我们中华民族长达四分一世纪、并给我们带来无穷灾难的旷世暴君毛泽东的庐山真面目，应该说这是中文出版界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一件大事。
看了张戎女仕这本书，使我想起了毛泽东共产党的两句名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
如果这本书是地富反坏右写的，共产党一定会说这是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有些读者可能会中他们的毒，对这本书有了先入为主的疑虑；可是，现在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中共高干子女，是中共法定的“红五类”、“革命事业接班人”，共产党还有什么话说呢？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张戎女士就是从内部攻破堡垒的时代英雄。
我也和“开放”杂志责任编辑蔡咏梅女仕在其“从家庭悲剧走向历史真实”一文中所说的一样，读这本书前，对由一个高干子女执笔书写毛泽东是否客观真实有怀疑，因为人总是有他的局限性，也就是毛泽东共产党一贯强调的阶级性。要彻底地揭露一个划时代暴君的真面目，而这个暴君正是自己父辈曾经抛头颅洒热血投身的一场大革命的领袖，又是自己父辈安享革命成果封疆拜官时的开国皇帝，自己本人和兄妹们作为八旗子弟多少也曾经沐浴在皇恩浩荡之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彻底地抽身而出，才能做到客观真实。读完了张戎女仕这本书，由衷地佩服她，她真正地做到了！这就是毛泽东共产党所说的“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
历史会给张戎女仕和她的“鲜为人知的毛”记下应有的一笔，所有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人都不能忘记她和她的书。
此前，我曾经阅读过张戎女仕的处女作“鸿——中国三代女人的故事”，当时是为了写作自己的平民回忆录“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作准备，参考别人的写作经验。老实说，对张戎女仕这本书印象不是太深刻，因为当年高干子弟的回忆录多不胜数，大多是回忆“老革命”父辈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冤屈，他们所切齿憎恨的不过是林彪、“四人帮”而已。对造成数千万同胞含冤而死的共产暴政只字不提，对罪魁祸首毛泽东仍然视若神明，更加不用说去探讨造成这种民族大灾难的根源了。这些年来，我在大陆见到不少当年六十年代的大学同学，以及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份子，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我说，看了这些高干子女，比如罗点点回忆罗瑞卿、陶斯亮回忆陶铸、刘少奇子女回忆刘少奇的文章等等，都很反感，因为他们完全回避了父辈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因此，我在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
“至于那些大人物的回忆录，早已是汗牛充栋，一片歌功颂德之词，与我们所经历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甚或常有阿瘦奉迎之词，令人恶心。于是看见什么“我的父亲 XXX”、“XXX在XX年代”之类，就本能地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及至一些高干子女悲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们曾经长期享有的特权，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残、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在被他们父兄的党迫害致死的数千万冤魂面前，他们及其父兄应做的是忏悔和赎罪”。
让我们先看看罗瑞卿是如何残杀我们的同胞的：解放初期，主持“镇反”和“肃反”运动的正是中共政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按中共党史的说法，运动从1950 年“双十指示”开始到1953年11月结束，长达三年，分三个阶段：50年10月开始大张旗鼓和迅速捕杀；51年5月收缩范围；52 年深入调查。期间195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大城市应当“严厉地大规模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要求各大城市大杀一批“反革命”。
据中共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载：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共二十一条，其中属于判死刑的竟有十条十七款之多。 1951年1月21日，毛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今年一年内恐怕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气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为了实现大杀快杀，毛三令五申，3月18日电令各地：“必须认真研究，周密部署大杀几批，才能初步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中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肃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
读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嗜杀成性的杀人恶魔！旷古至今，还有哪一个暴君会如此残忍地下令杀人而毫不知耻，毫无怜悯之心？中国历史上杀人如麻的黄巢、张献忠都只有自叹不如，世界史上恐怕只有希特勒和斯大林可以和毛泽东媲美！
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强调镇压。罗透露1948年至1955年共有400万人被镇压。罗已经够“极左”的了，毛泽东还嫌不够，1951 年他仅因为写了一个关于镇反的例行报告予上级政府部门政务院办公厅秘书长陶希鲁，即惹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罗瑞卿：“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50年至52年杀了70万反革命分子，之后三年又杀了不足8万”。中共公布截止52年底“消灭”反革命分子240 万。
十几年后，作为林彪支持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交换条件，罗瑞卿被林彪迫害，跳楼自杀跌断腿骨，还被人装在箩筐里抬到现场批斗，共产党的自相残杀真是骇人听闻！此时的罗瑞卿确也值得同情，然而冥冥中似有天意，数百万被他害死的冤魂向他索命来了，也是冤冤相报。罗点点们在为其父哀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同时，有没有想到被你父亲经手杀害的数百万无辜冤魂？！请你想想看，每一个家有亲人被你父亲经手杀害的中国人看到你所写作的为你父亲鸣冤叫屈的回忆录时，会有什么感想？你可明白，造成你父亲和数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同胞灾难的源头祸根正是毛泽东！
再让我们看看陶铸双手如何沾满了两广人民、甚至他的同志的鲜血：1950年毛泽东认为当时主持广西工作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剿匪不力，特派铁腕人物陶铸去广西主持剿匪。1951年陶铸电毛泽东：“广西歼匪45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陶铸即在广西大开杀戒，许多无辜冤魂惨死刀下。之后，陶铸又再奉毛泽东令来广东主持土改，其后挑起“反地方主义”运动，无数名不符实的地主富农惨死在他的手里，两万多名他的革命同志被打成“地方主义”，被送去劳改，受尽折磨……。
广东因为是“新解放区”，土改开展得较迟。当时广东最高领导是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主持广东土改工作的是第三书记方方。他们根据广东华侨多，工商业较发达等理由，提出“广东特殊论”，要求中央同意在广东暂缓实行土地改革，并要求执行较温和的土改政策。据香港出版的报纸透露，时任全国华侨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亦同意叶剑英和方方的想法。廖本人青少年时期曾经在美国三藩市住过，知道当地在餐馆和洗衣店每日辛劳工作超过十二小时的广东华侨是如何省吃俭用，积钱回家买田准备回乡养老的。廖对香港来访的工商界人士说，广东老一辈的华侨很多是被“卖猪仔”卖到外国去当劳工的；有的人带一个小藤箱，检几件衣服就飘洋过海，出国谋生。他们在外国辛苦赚钱，回家乡买房置地，大多数是留作养老之用，不应该一律斗争没收，这样做会影响广大华侨同胞对新中国的观感。但是出身自湖南穷乡僻壤，从未出过国门的毛泽东对他邻省的特殊情况并不了解，更不知情，不明白广东众多海外华侨的实况。他偏听偏信，认为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土改落后，没有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不力”。于是派遣左倾干将陶铸、赵紫阳来广东主政，主持土改工作。陶铸一到，就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即是每一条村都要杀人才算过关。1953年2月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广东全面铺开，粤西全区仅1953年2月3日至3月6 日一个月，地主富农自杀者就有805人；至5月份自杀者共1165人，可见当时广东土地改革恐怖景象一斑。
五十年代末，陶铸赵紫阳在广东挑起“反地方主义运动”，向毛泽东谎报军情，说广东存在严重的“地方主义”，藉机将与他们意见不合的广东地方干部古大存、方方、冯白驹等斩下马来。当年陶赵主持广东反地方主义，省直机关、各地市县受处分的地方干部多达两万余人，绝大多数的地市级和省厅局级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处分，有些甚至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许多人在劳改场命丧黄泉。就算是他们的“老同志”，为排斥异己也毫不留情，广东红军创始人之一古大存被陶铸在广东省的党员大会上当众羞辱，强迫古大存当着几千名代表的面签下永不翻案的保证书，可见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
请问陶斯亮，你为父亲受到迫害控诉四人帮，那么直接间接地被你父亲迫害致死的数十万人又向谁控诉你的父亲？请想想看，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我的同学们、广东知识份子们以及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阅读了你回忆歌颂令尊陶铸的文章，会有何感想？
对比之下，我由衷地感激张戎姐弟以高干子女的身份，透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研究，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父辈的领袖毛泽东真面目还原于世，让世人认识这个恶魔的本质，更让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会产生这样“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异类？怎样才能彻底铲除产生这种异类的土壤？怎样才能避免灾难重演？这就是张戎女仕这本书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写于1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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