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多把陳良宇案類比江澤民時代的陳希同案，而這兩大案之間，確有類似之處。在江澤民時代，北京市委一直不甚尊重他，結果江澤民等了幾乎六年時間，才於1995年以反腐敗手段逼使其下臺；到胡錦濤上臺，陳良宇暗中抵制中央政令，又大搞錢權交易，但中央也要一等三年多才能動手依法反腐。因此，外界才會指出陳希同案跟陳良宇案雷同處甚多。
其實，這類案件在每次換屆和出現新領導人時多有重複出現，並不是偶然。中國近幾屆換班時，舊一屆的領導人的影響力都甚大，結果，中央決策核心都出現新領導人給一班「顧命大臣」包圍的情況。一些「顧命大臣」或其周邊人物自恃得到太上皇支持，因此就出現貪瀆情節。陳良宇長年在上海工作，被廣泛視為江澤民系的人；因此，即使江澤民沒有包庇陳良宇，也不能抹殺陳自己打著江澤民幌子狐假虎威的可能。
中國接班制度的不健全，不單導致腐敗出現，也影響到新一屆領導層的施政質量。中國歷屆政府接班時，中央領導每每面對諸多制肘，結果領導在施政之初，都要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先行試圖把障礙解決，解決了障礙後剩下的執政時間每每已經不多。這可謂是既費時又沒有效率。在現代化的政治操作裡，新一任領導人上臺後，都可以立即名正言順地找來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組成自己的班子，施行自己的政綱。相對之下，陳良宇案出現的背景，正好證明中國政治操作跟現代化相去甚遠。
又因為新領導人的抱負和視野跟一班「顧命大臣」每每有所不同。所以，新班子要麼採取「和稀泥」的方式，甚麼都妥協不做；要求就是通過「權力鬥爭」，把理念不同的其中一方擯出局。在上述兩種可能裡，「和稀泥」的方式不利政府有效解決問題，而「權力鬥爭」的方式則會影響到中國政治的穩定程度，兩者的社會和政治成本都甚大，不利中國的長治久安。
要解決這個新領導的認受問題，中共可以參考也是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越共的發展經驗。今年4月，越共在河內舉行的第十屆黨大會上一改過去習慣，進行差額選舉，由原書記農德孟和胡志明市委書記阮明哲二人參選，再由中全會投票表決。經過差額選舉，中央最高領導的認受程度必然更高，且其施政理念也能得到執政黨背書，政令不出中央的情況，當不會這麼容易出現。
有關中共換屆問題甚多的深層原因是，中共現今換屆的選舉方式未能讓中央領導人立即擁有足夠的公信力和認受性。在西方社會，國家最高領導人以普選方式產生，他們上位時，已立即有足夠的認受和威信；反觀中國，近兩屆領導人的產生主要是通過元老的欽點，由於他們沒有經過競爭式的選舉的洗禮，其認受度無法得到檢驗。
中央最高領導經由差額選舉產生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參選人應公開其施政大綱，這可以提高中國政治的透明度，讓中國政府跟現代政治接軌，這可提高政府行事的可預測性，有助提高國際投資者對中國政治的信心。
說到底，舊一屆領導總愛插手新一屆的人事，其中可能涉及「不放心」新領導人的問題。要解決這問題，通過差額選舉，讓基層民眾的影響發揮作用，檢驗新領導人的水平能力和品德，其實是一個較為保險的辦法。但在制度設計上如何讓真正的民意得到彰顯，不會給官僚或其它利益集團的操控，則實在需要改革者付出更多的政治智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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