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近乎讚歌的感恩信發出幾十年後,一九六二年,吳晗兩次接受《北京日報》記者的採訪,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時,強調的是自學他這樣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麼。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這時的吳晗已把先前恩師說得一無是處,他的一切所為,已完全是「遵旨」而做了。
他聽說毛澤東要提倡學海瑞,便趕緊投其所好寫海瑞,哪知正如清代一些文臣給皇帝祝壽,效忠詞竟被誤認為有諷刺而掉腦袋,《海瑞罷官》終於因為受執政者的特殊需要而作了替罪羊,吳晗最終也走到始亂終棄的未途,自己和妻女都先後含冤而死了。這個在不少公開場合大談「紅太陽」如何對他的《朱元璋傳》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見的學者兼副市長,終於嘗到了他遵旨刪去朱元璋文字獄酷事的惡果。如果我們不含惡意,民間一句「自作自受」的俗話,也未必不能送於吳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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