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受骗归国 实为变相劳改(图)

作者:郭宝 发表:2022-06-25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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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某华侨农场
六十年代,广东某华侨农场。(网络图片)

一九七九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一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推出了“海外赤子”这部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随之也唱红大江南北,海内外迄今还有不少人为之动容。先不论它在对外重新统战和安抚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各种迫害的归侨起到多大的作用,它毕竟首次承认了两点:一是华侨在国外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那些被共产党欺骗统战回来的华侨,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和千年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回到大陆,却因有所谓的“海外关系”等诸多莫须有罪名,遭到共产党的无情迫害。

据中共《侨联网》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伊始至一九五五年,共有十八万各种成分的华侨回到大陆,这些人有回来求学的青年,也有一部分是被统战成功的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鲜为人知的特殊华侨:他们不是自愿或不明真相被骗回来的正式华侨,他们是由中共一手支持建立的马共、泰共、印共等十几国的党员,因听命中共在东南亚策反暴动,被所在国驱逐出境,这段历史中共是从来不提并尽力掩盖的。

笔者生于华侨家庭,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归侨的圈子里,经常接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员及其后代,现将所知的情况写出来,希望人们了解中共的本质、早期的红色输出及对华侨的欺骗迫害。

一九六零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越战前夕,东南亚国家吸取共产党策反的动乱教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大排华,尤其印尼总统苏加诺颁布四号法令,关闭所有的华人学校等一切有关组织,规定留下的华人必须入当地籍,很多了解中共本质的华侨投奔台湾、菲律宾或香港,而不明真相受中共宣传蒙蔽的则回到大陆。

中共宣传欺骗 祖母和父亲被骗到大陆

先以我家为例,看看归国华侨的遭遇。

我祖父母于民国三十年代初,南下印尼国加里曼丹岛的打拉根谋生,父亲出生于当地。祖父从事广东传统饮食业(烧腊),祖母则在家从事裁缝,回国时还将这台荷兰产的台式手动缝纫机带回国。经历过荷兰时代、日据时代和印尼独立,祖父于五十年代末弃世。祖母经常提起在荷兰时代的一件事,因她的山芭养了很多鸡,故有很多蛋出售,但荷兰人较讲究,提出只有给母鸡喂玉米的蛋,这样的蛋黄才够黄,他们才会订购。由于祖母能干,姑妈和父亲都上过学。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我父亲梳美式飞行员的款式“飞机头”,衣着光鲜,脚下的皮鞋锃亮。我记得他的中学毕业照,男的一律着短衬衫束中裤,女的短衬衫束裙子,毕业生每人手握毕业证在胸前。祖母说,那时白天做事,晚上外出看戏或约人打牌九,看了戏若还意犹未尽,还可接着看第二场。

这种平静的生活只维持到一九六零年,当时正是中国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时,中共却对外大力宣传国内人民生活如何好,并利用电影等文艺形式广为欺骗。电影“祖国的花朵”上演及其动人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迷住了许多华侨,特别是反映潮汕青年技工学校毕业后过上美好生活的电影《乘风破浪》来此上映,许多华侨更是心潮澎湃,归国报效祖国的心情无法形容,因为这里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籍的。

当时我祖母有个从事远航职业的胞兄,因其有机会走遍世界,了解中国大陆正在闹饥荒,这时他的船正好过来停泊补给,他来见我祖母时,再三告诫她不要回国,因大陆没得吃。这时客籍中华工会的陈建(音),闻讯后立即宣传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好,经不住他的游说,我祖母和父亲于一九六一年三月,登上了中共从香港租来的“美上美”号船,途中在工作人员的带动下高唱《社会主义好》和《歌唱祖国》,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颠簸,来到了既陌生又向往的所谓人间天堂——中国大陆。

祖母他们在广州黄埔港下船,出来时见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在两边迎接,心生疑惑,出马路见一群妇女担着尿桶走而手里抓着甘蔗吃,觉得不可思议,又见街边人吃饭只有不见油星的莙荙菜(广东人叫猪毑菜),我祖母这时就流泪了。当时广州设有三个接待站,我祖母他们被送到接侨二站(现改称粤侨酒店),一星期后送到陆丰华侨农场四区,开始了苦难的后半生。

而我外婆在回国前到移民局签证时,警官好意的提醒她:不好回国,那里黄豆都没得吃。但这时外婆已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听不进劝告了,带着十二个孩子也回大陆了。另一友人余蓉等一批柬埔寨华侨,听信了中华工会的人鼓动:回国可照开咖啡厅,想做什么生意就做什么生意。于一九六一年收拾家当,自费从柬埔寨飞回国,到广州后申请留下开店,不获准许,被发配到陆丰华侨农场劳动,那些带回的准备开咖啡厅用的黄油,只好用来擦蕃薯了。

变相劳改的华侨农场

成批的华侨回国后,多数在省侨委的安置下被送到各省的华侨农场垦荒作业。大陆公布现有八十四个华侨农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吉林等五省,人口约二十五万人。这些人到华侨农场后命运如何呢?

广东陆丰华侨农场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当时的场部设在一区,隶属省侨委,性质是国营农场,当年被遣返的二十七个马共来到这里开场,场人称“二十七把锄头”。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祖母下到农场后,被安置在四区,虽然年已五十五岁,也作为建筑队队员,到离住处约三公里的石鼓山,破土断木,垦荒筑建。祖母担石挑水,月工资十二元。我父亲开始到附近的南塘小镇变卖家当。我家有辆二十八寸德国产的自行车,我父亲将车灯拆卸后带去南塘换粮食,后来就卖首饰,一钱金器只有人民币二十几块,最后家里仅存一块瑞士产的“梅花”表。一些人没有东西可卖,就趁夜色降临时到地里偷蕃薯,农场种有多种经济植物,因季节不同可偷青爪或花生等,这在农场是见怪不怪。

记得有一天早上,妈喊了我半天,见我不能起床,急忙送我到医院,医生检查时问我吃了什么,我说吃了家里的半瓶钙片,因为找不到东西吃。爸妈白天上工,晚上经常加班但没有加班费。他们上工前要听指导员读报,放工后回家还要听汕头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和革命歌曲。这种喇叭安装在每排住家的第一间,早中晚播放,不管你愿不愿听都得听。

父亲虽然开机床,但也只有二十几元的工资,以至他想镶牙都没钱。后来一位从附近东港镇来的牙医上门兜生意,检查祖母和父亲的口腔后,提出用我祖母嘴里的二只金牙抵我父亲镶牙用的工料费,我祖母的金牙是在印尼镶的,成色好,但为了父亲能够装上牙,只好同意了。但因牙医偷工减料,我父亲的几只牙镶好后没多久就发黑,他一气之下扔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提镶牙的事了。平时放学后我常到附近捡废铁换零钱,帮祖母找草烧饭,星期天还常和父亲去捕鱼。一次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去给弟弟抓几味中药,抓好药后已是中午,我告诉父亲很饿,父亲仅买二只香蕉给我,来回几十公里,他自己空着肚子骑车回来。

当时在华侨农场上小学时,每星期都有所谓的劳动课,一年级要到水稻田里捉害虫,记得有个同学因此引发皮炎还住了院。二年级种甘蔗、茶叶,记得在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们把作肥料的花生渣饼用手放在从厕所打上来的粪便里,然后再用手捞起来放在已挖好的茶树间的小洞里,这小洞也要我们只有十岁小学生挖。茶季时,上学前规定每人要摘五斤茶叶才可进课堂。祖母见我常扛着锄头上学,叹气说:人还没锄头高,做什么工?

不敢明言 外婆提畚箕照像警告女儿

我有一个朋友温彩虹,外婆从印尼回来也住在陆丰华侨农场四区,接到另一个女儿口口声声要回国的信,心想可不能回来受罪,但又不能明说回来是如何的苦,想了一个妙招:她本人站在田基上,肩上扛着平时上工用的锄头,手里提着畚箕,请人照下这张像,与信一起寄出,女儿收到信后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立即打断了回国的念头。

文革末期,父亲收到在香港的我舅公二女儿的信,约他到广州市华侨大厦见面(外出须到保卫科登记),从广州回来后说,只准在大厅会面。父亲这次带回很多东西:黑人牙膏、中间带一粒红枣的年糕、水果糖、包装精致的麦片及衣服,令亲友及小同学羡慕不已。 

责任编辑:李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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