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歌行》,我是赵长歌。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33周年。当年,中共的军队开进北京,用坦克、机枪制造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惨案,民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被强压下去。当年,八九民运的很多主要参与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还在继续从事民运活动。
民运代表苏晓康、周锋锁和王丹,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流亡是一种个人承诺。”
“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不仅是民间,中共体制内,也一直有坚持平反六四的强烈声音。
当年,作为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的胡启立,因为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同情学生运动,与阎明复、芮杏文等中共高层领导,随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胡启立还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1991年,胡启立复出。多年来,他先后致信中央政治局、人大,以及时任中共国家主席,一直持续呼吁中共最高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2011年7月,胡启立在北戴河见了胡锦涛,恳求胡锦涛能够在任期内能解决“六四”这个历史问题。
胡锦涛回答说:“我可以理解你,也可以接受你的建议、意见、观点”,“但实际情况十分复杂,问题是出在党内,事件拖得这么长,导致事件恶化。”
胡锦涛还对胡启立表示,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差不多每年都讨论“六四”事件,结果还是这样,有不少人和你一样有较强的期待。
胡锦涛主政期间,在中央部分部委的部、司这两级高官中,组织观看了一部“六四”纪录片。该纪录片分上、下两集,长达160分钟,其中还选用了外国卫星及记者拍摄的实况。
有看过该片的人表示,这部纪录片,突显出当年场面的混乱,各地交通受阻,戒严部队进京。
胡锦涛也曾批示:可以在中共地、厅一级以上官员观看这部“六四”纪录片。但后来,由于中共高层意见分歧,一些人担心引发内外争论,甚至失控,于是胡的这项批示内容被搁置下来。
2014年4月11日,已经卸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前往湖南浏阳中和镇的胡耀邦故居参观,这个日子非常敏感,因为4月15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纪念日。
胡耀邦被称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对胡锦涛有知遇、提携之恩。胡耀邦和胡锦涛,都曾是中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们担任总书记的时间正好相距20年。胡锦涛受胡耀邦的提携,由地方进入中央,此后,他一直受到胡耀邦的重用。
胡耀邦生前,曾特邀胡锦涛同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逝世后,1993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起来:“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陪同胡锦涛到访共青城的有关人士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前往耀邦陵园吊唁的地方党政干部,一般都不敢再称胡耀邦为‘总书记’,更不用说中央级干部了。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由此可见胡耀邦与胡锦涛的关系和感情非同一般。
胡耀邦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元老们赶下台。尽管胡耀邦被赶下台,但他仍然获得了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份子及学生们的欢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74岁。他的猝死引爆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民主运动。
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决策者,江泽民则是六四事件的最大获益者,是踩着学生的鲜血上台的。因此,江泽民和江派官员,一直阻止平反“六四”。他们视胡耀邦为异类,主张淡化胡耀邦的问题。胡锦涛主政期间,一直受到江泽民的胁制,政令不出中南海。对于平反“六四”,胡锦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4年的这次特殊行,胡锦涛在胡耀邦故居中停留了1个多小时,其实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政治愿望。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曾在事后向《德国之声》表示,胡锦涛此行是非官方行程,“不会有政治上的立场,基本上都是民间的,他(胡锦涛)说不是代表官方”。
十八大后,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是胡锦涛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本是胡锦涛最中意的接班人人选,但在江派的阻击中,最终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李克强在第一个总理任期内,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李克强的角色也为外界所忽视,不过,这期间,倒是出现了“李克强经济学”一词。
到了李克强第二个总理任期,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的亲信刘鹤跻身政治局委员,任副总理,主管金融和工业领域,包括监督央行在内的监管机构。刘鹤等习近平旧部的上任,让外媒发出,中国可能出现比总理权力更大的副总理的评论。“李克强经济学”一词也从此消失。
去年六四前夕,大陆的“网易”门户网站,登出一条非同寻常的报导,长篇刊登了赵紫阳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对话,而且还配了赵紫阳的彩色照片。
赵紫阳和弗里德曼的对话比较长,说的都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问题。这里边非常有看点,看点在于,他们当时讨论的情况,恰恰对应了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问题。
赵紫阳说,“中国有句话,即成都诸葛武侯祠有副对联所题的:‘审时度势,宽严适度’。治理国家既要‘审时度势’,又要‘宽严适度’。”
弗里德曼则谈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的经验:“中国邻近的地区,如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它们发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于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难最大,但取得的成绩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预最小。”
两人对话的关键点,文章中还用字体加粗的方式来强调,其实是有人,想通过这篇对话,来传达一些信息。弗里德曼说:“物理学的原理在每个国家都适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每个国家也适用。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繁荣与私有产权的关系。有一条重要而简单的经济规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这就是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这解释了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私营企业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权力下放是个关键,下放得越多越好。”
弗里德曼还谈到改革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不要半途而“胶”,不进不退。“南斯拉夫是个先例。过去我几次访问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国去的,当时是从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到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从奥地利去又是另一种感觉。那时南斯拉夫采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苏联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计划经济。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没有把产权交给工人;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红,但却不能将权利卖出或转让。这些企业为赚钱就不想多雇工人,也不想多投资,工人也难以另谋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产权转让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当时,赵紫阳向弗里德曼请教,中国的经济应该怎么搞。最后说来说去,大家听明白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才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束缚。
那么,是谁放出了这篇谈话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李克强。或者说,是李克强所代表的,与李克强观点相似的体制内高层,他们想通过这篇谈话,告诉公众一些简明的经济道理。同时也表达出,赵紫阳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构想,都跟现今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相左。
大家知道,在放出这篇报导之前,2020年6月,李克强曾说了一句名言——中国“6亿人月均收入仅1000元”,来表达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后来国家统计局回应称,李克强的说法,可从官方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中共政府财政状况在今年4月份急剧恶化,面临着约6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大”资金缺口。5月2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也被称为“10万人大会”,强调稳大盘、救经济、督战、保民企、护麦收。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近几年,习近平、李克强矛盾的公开化,除了有他们私人之间的原因,更多的,是他们认知的不同,政策路线的背道而驰。
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为首的改革派,高调纪念胡耀邦,拿出赵紫阳的话来刊登,其实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和愿望。
六四,我们除了要纪念逝者,我们更应该明确,当年,这场事件的导火索,就是民众对经济自由、乃至政体改革的诉求。如今,在经济的巨大危机下,会不会再次点燃政治危机?历史会不会重演?如果会,这一次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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