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十九）(图)

2021年11月18日，北京街头（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看中国2022年1月12日讯】（接上文）十九、关公战秦琼，我战胜北平地下党就有了钱还房贷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过去有一个相声，《关公战秦琼》——东汉三国时期的关公和隋唐时期的秦琼打仗。不可能的事情，两个人相差了几百年。作者借此讽刺民国时期的军阀不懂历史，非让艺人这样表演。这个段子，毛泽东也喜欢，说明国民党傻，没知识啊。北平地下党，就是共产党的特务，包括傅作义的女儿，活跃于40年代末，他们积极配合解放军的武力攻势，还成功劝说傅作义投降，使得故宫毫发无损，为毛泽东保留住了住宅。毛泽东和共产党党中央搬进了清宫后花园——中南海，成了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皇帝和皇朝，就是今天的习近平也还是霸占着中南海，这个中国人民的历史遗产！

北平地下党活跃的时期，我还没有出生，但是我后来确实与他们有一场苦战。

1985年我进报社的时候，社长是佘世光，或者刚刚退休，因为我们这些新记者主要和管业务的领导打交道，与行政领导没接触，所以对他的情况不是太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他是北平地下党，所以坐到了中国青年报社长的位子，那时候共产党的官职还不多，至少没有网信办，所以不是每一个地下党都有好差事。而且他退休的时候，不，应该叫“离休”——离休是共产党对一定级别和资历干部的高级待遇，胡耀邦亲自批准，给了他一个副部级待遇，这是很稀少的，胡耀邦作为中组部部长，能这样干，也不常见，可能也是因为胡耀邦当过多年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对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有感情。也说明那时候副部级干部很少，严格控制，不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更苦，就会像今天的北朝鲜。他们那么穷，却要养活很多元帅和次帅。徐祝庆退休的时候也给了副部长级待遇，住进了团中央的部长楼。为了保护这些团中央直属机关的一把手，团中央自己弄了一个部长楼，徐祝庆王宏猷陈小川这些一把手就可以躲进小楼，避免我们这些受害人的声讨。刚才看到网上的消息，徐祝庆已经于1月5日北京时间，死了，因病。这样一来，我们报社1996年购买军事用地上的住宅楼的事情也不好查处了。他是责任者啊。他干的很多坏事也就逃脱了责任。

我们1985年一起进报社群工部的有几个人，包括王勤桦，她是15岁去东北建设兵团，电视大学，大专，文化低点儿，报社主要是进本科学历的，她是特批。原来她爸爸也是北平地下党，后来受到共产党的打压，她就没有好果子吃，就去了东北，没有像陈小川罗志军一样参军。回到北京后在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小厂子当工人，佘世光知道了，念旧情，就把这个一起当过特务的同志的女儿弄进报社。点明：以后要到人事处当官，但是先在群工部熟悉情况。为什么这样干，后来我想到这也是佘世光为自己的利益留的一条路。在人事处有自己的人，干什么事情好办。比如后来他儿子佘群没有北京姑娘愿意嫁他，就从外地找了一个，办了北京户口，安排在报社发行处工作。可是最后还是离了婚，佘群就跳楼自杀了。地下党的儿子跳楼自杀，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这不是给党抹黑吗？所以，报社和佘世光都默不作声，就当此事件没有发生。我当时在青年体育报当奴隶，对此事的具体细节就不清楚。这件事情让佘世光很没有脸面。他本来说话就结巴，这以后就更结巴。也闲极无聊。薄熙来的同学，北京四中的同学，罗庆朴是我们报文化生活部副主任，王长安一个部门的，此部门解散后，罗庆朴到了报社的新闻研究所，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佘世光知道后，就主动报名参加。每次轮流买单，佘世光该掏钱的时候也掏钱。最后和徐祝庆一样也是癌症死亡。都是烟鬼！

王勤桦身体也不好，甲亢。眼珠子鼓出来。个子不高。那年已经32岁。这些身体条件按说是不能进报社的，因为来了就增加药费支出。但是，佘世光是离休的社长，胡耀邦的亲信，谁敢惹？

那个年代对甲亢的女性有一种确诊意见：不能生孩子，可以结婚。不知道现在的医学界是不是还是这个意见。因为不能生育，王勤桦结婚就很晚，好人谁要她啊？她退而求其次，找了一个外单位的司机。因为没有生育，55岁退休后不久，就查出了乳腺癌，做手术切除了一个乳房。中国哪里有很合适的假乳房啊？所以就一个胸脯高，一个低。为了不让这个缺陷很明显，就有点含胸。就没有过去那么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了。这不是不是报应？所以，现在中国的适龄女性，别以为不多生孩子，不生孩子，就占了大便宜，胸部像没结婚的大姑娘一样很漂亮，就很得意。但是将来就可能得乳腺癌。

王勤桦在群工部呆了好几年，和刘宪子一起负责青年信箱，这是一个问答栏目，服务性比较强。我也给《青年信箱》写过稿子。1986年，大概，针对一些年轻女性只希望通过结婚过上好日子的想法，发表过《幸福不会从天降》。这个标题也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主题歌，或者是其中的一句歌词。总之还是很有诗情画意的。很美的。我不是只会写体育报道。群工部时期，我给老百姓写调查报告。1988年以后翻译了大量美国英语文章。现在写揭露共产党丑恶和黑暗的文章。

王勤桦后来就去了人事处，就当了处长。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青年报就喜欢让女人当人事处处长，她退休后是郭蓝燕，郭蓝燕退休，从报社的第三产业中青记者之家饭店，调来了总经理张霞当这个官。这是陈小川干的事儿。张霞的男人是解放军的将军，也许这个是提拔张霞的原因。陈小川有什么事儿可以让张霞的男人帮忙啊。副处长苏尚云干了一辈子，始终是副的，一直到退休，也没有成为处长。男人伺候不好男人啊。因为自己也受了压迫，苏尚云就有了一点正义感，虽然我第一次告报社，处长也许是陈小川让他和徐辛酉出庭，代表报社和我对簿公堂。2007年上班以后，我才学会了使用电脑写稿。在毕熙东手下，我没有电脑，只能使用笔写稿，这又成了只恒文谩骂我，侮辱我的一个材料。会使用电脑写稿了，也有了报社采通网的账户，以前是待岗职工，也没有账户。完全与时代脱节了，就像进了大狱。长达8年！有了这个条件，我就经常甚至天天在报社网站上骂他们包括副社长谢湘，当然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跟今天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是摆事实讲道理。苏尚云还跟我说：“郭军，我发现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当然讲道理了，作为群工部记者，这是我的特长；作为被压迫者，这是我唯一的武器。

80年代我们的人际关系还很轻松，没有剑拔弩张，我以为自己与王勤桦关系还很好。其实错了。压根儿我与她就不是一路人，不在一个级别上。但是她是家传的特务专业，深藏不露。

1990年代初，群工部解散，我找新的工作费尽周折，但是那次报社还不太狠，没有祭出“不调走，就停发工资”的铡刀，所以毕熙东虽然算我是在体育部“帮忙”，也没有办法让我当待岗职工，顶多是多扣奖金，还没有直接欠我工资。但是徐祝庆1999年由社长兼总编辑，改为只当社长，情况就变了，因为李克强的小兄弟李学谦正式成为总编辑。他在来中国青年报之前也在中南海干过一段时间，他后来跟报社的人说：“中南海的气氛很压抑，比如见了同事的面，不能问他‘前几天没见到，去哪里了’。就不能随便问。一切都是只能看，不能张嘴。”

1999年实行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我又一次待岗之后，王勤桦老找我，催我调走。她跟我说：“你如果调走，我可以给你开一个副高职称的证明，到了新单位，你就是按照副高职称领工资了。”我心想：在这里，中级职称的工作都不让我干了，什么都不让我干，不管我一家老小怎么活着，我女儿还在上初中，老婆也内退了，每个月只能领580元钱。却让我去别的地方，还骗人家。我不走。

我跟王勤桦说：“我一直没打算调走，就喜欢在这里工作，何况我在这里待岗了，去了新单位，人家知道了，也会歧视我。”

她说：“不行，你就换一个职业。一切从新开始。”

我那时候42岁了，为什么要一切开始，放弃我目前的一切技能？很多职业是会淘汰的。比如北京以前有很多煤铺，居民都是烧煤做饭。现在为了开发房地产，打造国际大都市，争办奥运会，都取消了，我要是去送煤，也要失业了。人过三十不学艺。凭什么我要一切从新开始？

而且中国虽然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只是地方政府实行了，我们这样的中央单位，根本没有实行。我辞了职，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按照以前我来到报社的政策，我们一直实行低薪制度，也没有给我们买什么保险，我们都是在单位也就是报社储存养老金。将来在单位领取退休金。你们把我们骗走，将来就不用负担我们了。我们死活都与你们没关系了。我27岁进报社，42岁你们想把我踢出去，我人生最佳的年龄段你们拿走了，却让我自己负担以后的一切。

为什么说李大同是个混蛋，法西斯？因为他提出“青年人办青年报，35岁以上的普通记者编辑都自己找单位调走”。凭什么报社改革，让别的单位负担成本？这不是法西斯的逻辑吗？也是公开的年龄歧视。美国能这样干吗？海外的一些华人媒体还认为他是民主人士，照这样说，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希特勒还是保护环境、碳中和的鼻祖呢。

我们这些待岗人员是从1999年10月1日正式退出工作岗位，开始只领基本工资，没有了各种补助津贴和奖金。3个月不在报社上岗或者调走，就停发工资。这就是徐祝庆李学谦和李大同制定的政策。人事处处长王勤桦就每天催我。

这两天刚死的徐祝庆当时在全报社改革动员大会上讲话，还说：“算了一下，改革后的岗位比现在的人数还要多。所以大家只要服从分配就都有工作。可以完全放心。”实际上，他这是放屁。毕熙东的岗位最多，他一是招聘马仔，二是空缺，报纸内容掺水，欺骗愚弄读者。

毕熙东和马年华以及报社的许多中层干部，都是卑鄙无耻，自私自利，搞团团伙伙的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排斥异己，拉帮结伙，唯我独尊，消灭业务水平高的对手。根本不会任人唯贤，一定是任人唯亲。马年华在赶走我之后，王长安自杀了，就进了中学文化的张章，当夜班编辑。另一个夜班编辑是林刚。

当时总编室副主任，团委副书记，刘海涛要来体育部，找到马年华，马年华说：“我这个小庙，哪里容得下你这个大神啊？”拒绝了。刘只好调走了。刘海涛年轻，好调走，我就不行了。

所以徐祝庆和樊永生都是欺骗，根本没有安排我们工作。开始报社说编辑部的记者编辑可以去检查组，那里主要是复员军人，中学文化的，不适应报社的需要。但是就有一个人主动下岗，因为视力突然下降，就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袁晓露。她是单身，自杀过，敢坐在徐祝庆和李学谦桌子上要工作。他们就怕这样的，就让袁晓露去了检查组。后来又说检查组不搞全员解聘了。

王长安自杀后，大家更积极地去团中央上访，宁光强才找到毕熙东让我去青年体育报。毕熙东仍然坚持我只能当校对。说“我没有钱养活那么多人”。这不是放屁吗，他从来没有出过一分钱，是报社投资。毕熙东是共产党党员。共产党党员就喜欢说瞎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揍他们。

2000年3月我就去上班了，按照后来东城区法院判决书的说法，我就开始到这里“玩儿”了。王勤桦不知道，还打电话催我调走，我说我已经在毕熙东处当校对了。她说：“那我们就视同你上岗了。不催你调走了。”

但是，所谓视同，只是不催我调走了，我还是待岗的待遇，除了基本工资1000元，别的什么都没有。我跟毕熙东说此事，也没敢正面说，那次他们在岗人员发劳保用品，就是发香皂洗发水之类的，洗发水在中国很贵，几十元一瓶。我说我在这里也上班了，但是发洗发水没有我的。毕熙东说：“我们也没有，你自己花钱买去。”这也是胡说八道。他们当然有。

后来我就叫我老婆去他家求情。我这也是一石二鸟。因为我老婆老是说我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就是不能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人际关系不好。我看看她是不是会说话。结果她拿了一个破手表回来了，也是不会说话啊。毕熙东只认钱和拳头。我们也没钱，他也不会收我们的钱。这是就是死结。一直到今天。

毕熙东招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外地人，严涛是四川的，辛明是山东济南的，刘华平是湖南的。都是外地户口，都给办了进京户口。这原因可能就是这些人为了进京户口，给毕熙东送了钱。1995年之前，曹竞也是老挨毕熙东的骂，她爸爸还是安徽的地委书记。1995年，她姐姐，一个芭蕾舞演员，去新加坡定居，路过北京，请毕熙东在簋街吃了饭，席间给了一笔大钱，之后毕熙东对曹竞的态度就大变了。王勤桦他们都是积极给毕熙东办理进人手续。毕熙东也买通他们，比如1995年毕熙东从李宁公司拉来赞助，就是凭票买他们的体育服装包括昂贵的棉服，毕熙东都是给人事处送几套。几百元一件，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王勤桦他们自然愿意为毕熙东效劳。毕熙东就在这方面想得明白，牺牲小钱换大钱。

我也找过王勤桦，希望她给我办理上岗手续，她说要毕熙东写上岗证明。说自己也不敢找毕熙东谈论此事。“毕熙东就是混不讲理，连我们都骂。郑老师（郭家宽的老婆，郑州的中学老师，郭家宽因为没提拔起来，本来是要提拔的，所以徐祝庆就把他老婆孩子弄进北京，老婆安排在人事处）前两天也让毕熙东骂了，我再去骂他。所以，我们说不动他。那就先忍着吧。”

2005年，我买了湖光中街的房子，每个月还2600元的房贷，只有1700元的待岗工资。我只能让前妻也来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朝阳区武装部在金兴路（望京南面1000米）开发的宿舍楼租出去还房贷。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还想通过离婚的办法，再要一个孩子，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我对此早有预见，比习近平早了十几年。但是中国青年报和王勤桦不解决我工作，我就只能这样先还房贷，还是不能分居。

2005年9月，青年体育报关张，党组书记王宏猷“任命毕熙东为体育部高级记者”。不敢明着撤职。之后，也派王勤桦和韩静、梁长春去调查，但是不了了之。我又彻底待岗了。以后两年，我老去找王勤桦要工作，地下党总是用三部曲回击我，我也是逐渐才总结出来的：

1，先说工作怎么样不好安排，比如现在的部门主任都换了年轻的，不愿意要岁数大的。2，讲述我过去的种种“劣行”，意思是我今天的待岗是自找，事出有因。3，再重申自己正在想办法，还有点什么样的希望。让我先回家等待。

永远是这一套，当然2006年也派我到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海运仓街道居委会，帮助姚姐他们搞区人大代表选举（详情见前几期）。每月2000元奖金，工资还是待岗。工作是美丽的！因为工作就有实惠，我在街道办事处还领到了一个羽绒服，以后穿了好几年。怪不得大家都要跟党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刘海岩还问我中国青年报每天中午的饭补是多少钱？我支支吾吾，我从1999年待岗，就没有了一切补助，我哪里知道，但是我不好明着回答啊。

2007年，“善良”的地下党又给我找了一个帮忙的机会，就是去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简称奥组委帮忙，当志愿者，去宣传部，工作是协助大会的记者采访。

但是要面试，我就去了，面试一番，后来还给拒绝了。但是只恒文被选上了。他是青年体育报编辑部主任，聘任制的副处级，不是任命制，所以报纸停刊，没有了毕熙东这棵大树保护，也待岗了。副处级也没有了。他仅仅待岗2两年，还与体育新闻界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毕熙东前两年组织过关于王非行不行的讨论会，请了很多篮球记者来，给红包。包括新华社的徐济成。他现在是奥组委新闻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只恒文肯定是托了徐济成的关系。

我没了希望，想到一个新的战术跟地下党要工作，还房贷。一开始我去人事处都是找她谈，就被她反击，就只能回家。现在我去了什么也不说，就是坐在那里。她们办公室里外屋。我坐在外屋，外屋有一个年轻的小曹，人大毕业的。我不说话，王勤桦也没办法说话。这样去了几次。

这是9月中旬。一次，我到了中午，去食堂吃饭，回来他们锁了门，进不去了，灵机一动，我就去高美娟那里找了些旧报纸在人事处门口躺平了。

编辑部大楼是6层，人事处是5层，社领导也是5层。也有外面的人来找领导办事。影响就很不好。这就是我的躺平，比现在中国年轻人的躺平早了十几年，而且很直观。小曹回来，吓了一跳。让“郭老师”起来，郭老师就不起来。没办法，陈小川来了，“你是老同志，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样？”“没办法，活不下去啊。”“你先回家，过了节一定安排你工作。”我这是缩略版，实际对话要长。

过了国庆节，还没安排，我就升级了。带一个褥子，一个白单子，上面用毛笔字写了毕熙东只恒文的丑行，包括贪污我稿费，上班算待岗。我这次是讨薪。之后就骑车去了海运仓2号，编辑部大楼，在楼门口，进门大厅的地上躺下来。这时候是上午9点多钟。上班的人很多，小粉红尤其多，我们报社的年轻人肯定都是小粉红啊。

地下党一会来了，气急败坏，这是她的安抚工作没做好，肯定是领导批评了她，让我赶紧起来，我不起来。无奈，走了，陈小川总编辑亲自来了，这次也强调：“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拿大学文凭比我早，不能这样，你先回去，过几天一定安排你工作。”

后来，2007年10月31日晚上，夜班，算11月1日正式上班，我就在总编室检查组的校对组上班了，校对，工人待遇。上班，算工人待遇，也是4000多元工资，我就可以自己还房贷了。总理李克强凭什么说中国几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这不是污蔑吗？建议习近平把他送进监狱！当然了，我是党中央直属机关的技术干部。所以说，工作是美丽的。我们报人事处处长郭蓝燕（王勤桦的继任者）的姥爷，解放初翻译了一个苏联小说，题目就叫《工作着是美丽的！》。总之，地下党还是被我打败了，我比傅作义牛逼！虽然他是国军上将，我爸爸郭笃民才当过民国政府北平警察局中尉司书，副连级。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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