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人士在荔枝角收押所（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3月14日讯】“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关注每天武肺疫情之余，2019-20年“流水革命”未竟的余波，仍为港闻焦点。除了47位民主派人士遭羁押并经历《港区国安法》的马拉松式审判、包括大学防卫战在内的街头抗争者陆续因暴动罪被港警逮捕以外，中共也伺机收紧对港钳制，与政治迫害亦步亦趋。
诚如前言，“西环治港”隔靴搔痒般指点江山，或逐步限缩民主派生存空间，已无法填满中共之欲壑，消灭反对力量才是一劳永逸之法。夏宝龙的“爱国者治港”话音刚落，本周闭幕的中共两会通过决议草案，拟大幅修改立法会选举制度，并奠定公职人员资格审查机制。人大常委会审定条文细节，虽有待交由香港立法，但在民主派退场后的傀儡议会，一致通过方案毫无悬念。
这招杀着，显然不是定策于近日。之所以撕破太平假象，不仅基于政治需要，无限延伸政法系统的“长臂管辖”，也是切断其眼中的“两独合流”—港台之间的政治奥援，待解决香港后剑指台湾。在增添军备、海空军事恫吓以外升高紧张态势，为的是在7月中共建党100周年前塑造政治功绩，反复强调统一中华的决心，好为明年习任期届满后无限连庄铺平道路。
公然昭示霸权，难免牵动地缘政治。“五眼联盟”有英、美声明谴责，欧盟则表达关注，但到底止步于此抑或有后续行动(如制裁香港)，可视为美国政权交接、国际关系洗牌后的压力测试，借此观望西方世界反应，究竟重视普世价值与民主制度，不在乎香港仅余繁华虚壳。
香港政坛大地震
大肆搜捕政敌，既为震慑，亦是清剿反对派。但斩草务必除根，既要一棍子打死，又怎会容许喘息机会？翻身后路朕还是不能给的。故此，就有了最新的政改方案。
是次“选举改革”由中国政权主导，摒弃《基本法》及人大常委解释通过的“政改五部曲”机制。连自己一手建立、本身有利于党国自身的游戏规则都可推倒重来，政治改革从昔日困难重重到不准“非我族类”染指，无疑彻底沦为中共禁脔，不再是“港人治港”所能干涉。
取消“超级区议员”立会议席、“区议会选委”，更是将民主党在2010年饱受质疑走入中联办、支持特区政府通过2012年政改方案的“成果”，彻底归零。
历史证明，当年“五区公投”是对的，向政权妥协换取短暂的“民主一小步”，无异与虎谋皮。即便如此，那些昔日相对进步的政客现在不是淡出、堕落，就是烟消云散。质疑民主党之类传统泛民主派是否冥顽不灵的绊脚石，事到如今已是无关宏旨。
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提到由港区政协、全国工商联、青联、妇联等中共统战机构取代区议会的特首选委资格，就连立会地区直选议员都交由特首选委提名，已不止于过往阉割议会的做法，而是直接粗暴地让“爱国领袖”控制立法会，将之“人大化”。
不谈中共，这样的议会也在历史出现过—前文述及明文立法禁止所有反对党派的纳粹。最终他们嫌选举麻烦，不够独裁，干脆连国会议事功能也废除了。这种集权手法，他们称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
从有限的自由民主、脆弱的议会，到中共放弃对港人信任，迎来黑手管治，如此迅速的沉沦(或曰“加速”)，早已超越寻常理解的范畴。但一切又毫不新奇：希特勒从巴伐利亚一个小党混到掌管德国、定于一尊，也不过20年不到之事，更何况实力更强的中共，矢志主宰政治防线薄弱的香港呢？
从有限的自由民主、脆弱的议会到迎来中共黑手管治，香港如此迅速沉沦早已超越寻常理解的范畴。（汤森路透）
习近平的决断
简而言之，曾担任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习氏对支配香港早有定见，现时执行形式出炉，更能推敲中共幕后研判港情的根据。
历经百余年华洋共处的香港，从高压管治过渡至善治再到民主改革，由英国的东亚殖民地，逐步蜕变成卓然独立的政治社群，培养出有别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但从中共角度观之，港人是一种“化外之民”—英治下的遗民，多少有着不臣之心。受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国族主义影响，中国运用“一国两制”框架，勉强将高度资本主义的都市收纳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国度，既是填补民族自尊心的成就，但矛盾地渐成管治梦魇。
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真普选、确切实践“港人治港”的行动，在1997年管治易手后从未止息。起初中共误以为单纯基于“民心未回归”，但发展下去逐渐失去耐性，更惊觉政治抵抗蕴涵抗拒中国合并的本质—地方主义和中央权力抵触(民主拒共)，民族主义的冲突(民主反中)，兼而有之。
港中博弈行之有年，直至“反送中”运动屡次发生激烈冲突，再演变为“流水革命”，中共无从厘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往年陈情抗议，无论和平请愿或是激进示威，口号、论述虽时有激烈，但大多止于透过舆论战楬橥较进取的政治理想，行动目标则多为要求废止恶法或迫使官员下台之类，鲜有要推翻政府(极其量是“权力归于人民”)、彻底否定中国在港主权之意。
但自2014年全城占领、2016年旺角冲突后，2019年的城市动荡已属准革命状态，是港人对中共高压治港的愤怒总爆发。不过看在中共领导层眼里，6月12日以后频生的变故，与歴年来抗争运动是分离割裂的，两者性质并无合理传导或从属，因为群众已不再诉求昔日的“真普选”，也早就超越了“反送中”起初的“五大诉求”，而是浮现中共最不愿见的港独倾向。
更令中共不可思议的是，在没有组织带头、没有显著领袖号召之下，凭借一股不屈民气，从倡议“和理非”的传统泛民，到思想最激进的独派、行动最进取的勇武行动者都卷入这场大型抗争，维持着“不割席”的基础，各施各法实行社会不合作运动。
中共及港警的特务系统设法渗透组织、刺探情报、收买人物，试图瓦解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于是乎，无从适应新型社运、不懂因应时世与体察民情的中共高层，只能沿袭古老思维，假定这是由外国势力勾结本港民主派策画的一场“颜色革命”、意图颠覆中共政权的大阴谋。
参照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上述已逾越“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而属尖锐的“敌我矛盾”，也是习近平之所以大动干戈的惟一理由。
自2014年全城占领、2016年旺角冲突后，2019年的城市动荡已属准革命状态，是港人对中共高压治港的愤怒总爆发。（汤森路透）
党国菁英化
掌权者最重要的考量，是如何持续保有权柄，因为任何关键决策偶有失误，都将因政策本身缺陷，成为竞争对手的口实与工具，对其展开严厉甚至致命的政治斗争。
要在动荡不稳的权力结构维护终身元首的地位，习近平不但要用雷霆手段处置香港问题，更要借此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无需移植西方政治的“权力分立”、“民主政体”就足以治港。
并非只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奉行施政方针事先张扬、清晰可见，集权统治的政策主导(Policy-driven)亦可如此。然而实际执行状况，从常态的以民意为依归，或寡头政治以少数社会界别为依归，既非奉行民主法治，形成缺乏系统化政治理念的“发号施令主义”(Dirigisme)—一切均以党国为意旨，不必讲究缘由道理，但上至朝堂百官下至贩夫走卒莫敢不从，通俗形容这种管治模式，
主要官员问责制以降，公务员恪守的政治中立，遂一律替换成爱国效忠，惟领导意志是从。
从“又红又专”说起
亲中学者田飞龙阐释以爱国为从政标准，“不是要忠诚废物”，骨子里不外乎“又红又专”的变种，了无新意。
又红又专，源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审查是否根正苗红的马列毛主义者，是判别人才的先决条件，尔后方考虑是否学有专长、胜任司职；假若不够红不挺共不爱国，再专业也是枉然。各级领导愈左愈红，刘少奇、邓小平等经济挂帅的党内走资派遭毛泽东猜忌，旗下干部就算再精明干练、专业知识如何丰富，一概不获重用。
外行指导内行，讲究政治正确而罔顾效率，只懂斗争而欠缺进步，致使经济停滞不前，如是者，终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曾几何时，香港社会仍大体尊重“选贤与能”(Meritocracy)，近似邓小平不问意识形态、讲究实用主义的“猫论”。一旦演变成“惟爱国是用”的筛选，上至特首及一班无能的“管治班子”，下至土共蓝丝以至紫荆党之流，往往只能求得希功幸赏的庸才废物上勾。
“老爱国不如新爱国”，尚有更多假装爱国的无耻人物，跑上城墙上骂其他港人不够爱国，沿袭奴才性格和奉承文化等中华遗毒，一如“王莽谦恭下士时”，在得登大位前扮作恭顺。
是以，即使往后民主派削尖了脑袋试图“寸土必争”，譬如退出被认定“违法”或“与境外势力勾结”的组织，抛开“民主反共”的历史包袱—以“释平追结建”为纲领的支联会，乃至于完全跟随要求宣誓爱国，中共又会否因此既往不咎？答案不言而喻。
爱国论争初试啼声
回顾上一次出现“爱国者治港”辩论，可追溯至2004年，距50万人反对《基本法》23条的七一大游行不到半年。《新华社》署名文章引用邓小平主张“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访京其间，亦被京官问到“反对廿三条是否爱国”，可见其时北京对香港“民心未回归”、政治抵抗动摇管治抱有戒心。
在时机敏感的立法会选举年掀起“爱国”定义论争，席卷舆论以至政界，很难不让人没有政治联想，担忧中共借此插足大选。但毕竟当时民心未稳，经济不景加上忧虑中共言论审查，令反政府之声攀登至主权移交以来的高峰，亲中势力言行均遭坊间极大反弹，再对政坛横加干预，惟恐火上有油，对管治有害无益。
风波随着民主派成功收窄与建制派的议席差距、翌年特首董建华基于各方压力请辞作结，“爱国者治港”没有纳入管治法制以内。为挽救低迷民望，主管香港事务的曾庆红大胆起用英治港府出身的政务官僚(Administrative Officer,AO)曾荫权继任行政长官、陈方安生为政务司司长，“AO治港”时期自此展开。
这群“前朝余孽”固因其官民沟通及管治经验，获得中央大员一时青睐，藉以收拾董氏遗留的残局，却一直存在忠诚疑虑。是以曾氏虽于任内成功推动选举改革等政治任务，导致泛民主派分裂，但同样地与建制、工商界政党貌合神离，管治核心坚实程度既不如董时代，民意支持也从早期和谐下滑至纷争不断。
果不其然，“我会做好呢份工”的曾荫权，其唯唯诺诺无法换取接手港澳工作的习近平真正信任，未能如董建华、梁振英般在卸任后晋身中共政协副主席、得享国家领导级待遇，反而因涉贪而锒铛入狱。习其后扶植亲中鹰派梁振英，委以重任，此乃后话。
“安全距离”消失之后
时间再往前推移，邓小平构思“一国两制”的治港蓝图，可见于其对草拟《基本法》之意见，提到管治与干预的条件，大体可细分如下：
‧中央不干预香港具体事务，亦无需干预
‧骂中国、中共，仍属允许范围
‧香港但凡出现损害国家与香港根本利益之事态，假设存在境内外干预、破坏力量，以至于非北京出面解决不可的难题之际，诸如将上述斥责中国或中共的言论化为实际行动，在港建立“打着民主幌子”的反中基地，则务必干预
‧形式上先由香港行政机构干预，万一爆发动乱、大动乱，方会出动中央驻军压制
他既没有把所有话讲死，保留些许弹性，亦看似依循英政府“积极不干预”之作风。故以港人“与中国大陆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尽情地爱国”(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P.273)的普遍心态，无论呈现何种爱国形式，是一心向红、功利爱国，抑或基于大中华怀想与自由民主混合的爱国心(如“民主回归派”)，关键在“井水不犯河水”、港人不逾越“反中”界线的前提下，维持安全距离，各自得其所哉。
昔日香港民主派对中共纵然拒绝归顺，仍然自诩爱国，正因他们肯认中国对港主权之余，确信国家终将踏上宪政民主之途，故推动自由民主与人权是在匡扶社稷，才是真爱国。
可是一切都如沙丘堡垒，建基于脆弱的界线—中共睁一眼闭一眼的放任之上。直至他们察觉到“不臣之心”无复受控，孕育出威胁香港主权的火苗，自然有消灭“姑息”的政治需要。
何谓爱国？穷毕生精力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捍卫人权挺身而出的人？参加游行和平诉求的人？为香港前途不惜激烈抗争的人？目光如豆、不识世面的民粹主义者？藉爱国名义大发其财、致仕升官者？对不起，一切都由党国说了算，忤逆当权者，则灾祸必至。
安全距离消除后的“爱国”模式，仅余一种：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谓“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再没有“爱国不爱党”这回事，否则即使你提出任何言行证明，都是枉然。“忠诚反对派”别无诠释空间，就是屈身跪地甘当中共领导下的“八大民主派系”，迹近边缘党、花瓶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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