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最后生涯 下场令人嘘唏(图)

从1938年底脱离重庆，到1944年11月客死东瀛，是汪精卫的最后生涯。这一段在日本与重庆的夹缝中度过的艰难岁月，构筑了其人生悲剧的篇章，也将历史上的“汪精卫”从一个“烈士”的象征，变成了“汉奸”的符号。

 

1945年至1947年间，国民政府各级法院先后审理过2.5万个汉奸。汪精卫的早逝，使国民党避免了在战后汉奸审判中处置这位党国元老的尴尬，也使自尊心极强的他免遭受审的羞辱，却无法避免“汉奸”所需承担的全部代价。汪精卫是一个不甘于落伍的人，他一生活跃在中国政治的风口浪尖，从早年的革命者，到晚年的通敌者，身后的“汉奸”，汪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剧，反映出政治的复杂，也反映出历史的残酷。

 

逃离重庆，发表“艳电”

 

汪精卫出逃重庆的消息传出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随即发出“调整日华国交之根本方针”的声明，声称：“日本决以武力彻底消灭抗日国民政府，而与华方眼光远大之人士携手努力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华三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云云。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明电致中央党部、蒋中正、中央执监委员等，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对日谈和。即人们通常所称之“艳电”。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汪的“艳电”认为，日本政府12月22日的“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主权，且以日人在中国内地自由居住营业为条件，交还租借，废除治外法权，加之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国民政府应以此三点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在公开发出“艳电”的同时，汪精卫又致书中常委和国防最高会议，恳请中央采纳他的建议。“艳电”与“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两书，完整表达了汪精卫对于“议和”的理解和主张。以两书为标志，汪精卫与重庆中央公开决裂，从前追随汪精卫的政治派系也产生了分化。当陈公博等将“艳电”与“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带至香港发表时，一直追随汪精卫的顾孟余就坚决反对，与陈发生激烈争执，并致电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有百害而无一利……今既提出，应俟中央决定，不宜再在报章发表，以免公开决裂。如公开决裂，则对内、对外其影响之恶，必至不可收拾。其结果与先生所期望者，或正相反。”

 

不仅顾孟余，在“艳电”发表前后及汪滞留河内期间，许多党政要人都纷纷电汪，劝其回心转意。对抗战一贯“低调”的胡适，也从纽约来电，奉劝汪精卫：“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

 

曾加入汪精卫的改组派与“非常会议”时期的广州政府，在政治上长期支持汪精卫的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劝汪精卫放弃主张，赴欧休养，若蒙许可，愿“辞职随侍”。

 

希望汪精卫暂时赴欧洲休养，并非郭泰祺个人的意见，也是蒋介石的意见。当蒋得知汪出逃的消息后，没有立即做出制裁汪的决定，而是一面对可能支持汪的政治、军事势力展开防范，一面通过各方与汪有渊源之人，劝汪回心转意，最低限度，请其告假游欧，并不要发表任何宣言。郭泰祺将他与汪的联系和往来函电内容，都向蒋作了汇报。蒋回复郭泰祺说：“汪先生如一时不愿回渝，则暂赴欧休养……中亦有此意”，请继续敦劝汪先生。

 

而徘徊于河内的汪精卫，对于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并没有周到的见解，对于将来何去何从，也没有通盘的考虑。他在认定求和之后，就表现出与青年时认定刺杀摄政王一样坚决的态度，“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1939年1月4日，汪在回复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电文中说：

 

弟从此并未发表任何谈话，惟“艳电”系明电。盖提议本有公开秘密两种方式，弟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日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弟觉得，知而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无以自解，故决然言之。武汉未撤、广州未失、长沙未烧以前，公开言此，或者有扰乱军心之虞，至于今日者，情势显然，尚何顾虑?

 

对方所提如为亡国条件，则吾人以身殉国，并率全国同胞以身殉国，当然之理也。今对方所提，可谓亡国之条件乎？东北四省问题合理解决遂亡国乎？共同防共遂亡国乎？经济合作遂亡国乎？有何理由宁抗战到亡，亦不接受此等和平条件乎？亡国是何等悲痛的事，若如张季鸾所言：“宁亡国不丢人”，此语可以质天下后世乎?

 

弟每念及此，气填胸臆，不能自制……(《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

 

声势越来越大的“讨汪运动”

 

汪精卫发出“艳电”，自以为说出了“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的话，他原本设想，只要他振臂一呼，国内主和派就会应者云集，团结在他的周围，与汪早有渊源的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司令官张发奎、云南军阀龙云，以至陈济棠、何键，就会与蒋脱离关系，参加他的构想。如果这些将领行动了，那么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各军也都会响应。如此他将能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组建一个与蒋对抗的政府，并拥有独立的军队。

 

但是，汪精卫没有想到，在他脱离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一直被看作汪派要员的顾孟余、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蒋介石则一面对留在国内的“汪派”如谷正纲、谷正鼎等人，不加排斥，反而鼓励他们，勿以汪离渝之事而感到忧虑，请照常工作；一面对“汪派”和与汪素有渊源的地方实力派，表明中央处置汪精卫的决心；接着召开会议明确宣示中央坚持抗战及制裁汪精卫的态度，并在川滇两省强化抗战宣传；对与汪暗通声气之两广、四川与云贵军阀进行拉拢与监控。这一系列措施，都尽可能地减小了汪出走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国际方面，汪精卫出走之前，经过郭泰祺的外交努力，英国已答应对中国进行物资援助，并称正在草拟“对日报复办法”。中国一直期待的英美在远东合作、一致行动的局面也现出端倪。就在汪精卫出走之际，国民政府向美国的2500万金元借款又取得了成功，这使抗战阵营充满了乐观的气氛。

 

在“艳电”发表之前，无论蒋介石，还是汪派，或是地方的亲汪势力，都主张对汪“宽留余地”。但是“艳电”公开发表之后，形势就不同了，虽然在国内汪并非没有同情者——在举手表决是否开除汪精卫党籍时，没举手的人中，有孔祥熙，有陈树人，有于右任。

 

然而，无论是否同情汪精卫的主张，在抗战正在进行之中，汪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公开主和，违背抗战的既定国策，若不予以严厉批判与制裁，势必造成军心动摇，人心混淆。即便同情和支持议和的人，也反对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国府礼堂召开中执委员谈话会。到会68人，64人举手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会上还有人提出对汪下达通缉令，以彰国法。

 

1940年初，“和平运动”的两位核心成员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阵营，携带汪日密约在香港发表之后，国民政府更乘势掀起声势浩大的对汪宣传战，通令全国党部策动民众举行锄奸讨逆大会。

 

在这场全民“讨汪”运动中，许多省份都修造了汪精卫夫妇跪像。从此，汪精卫由一位党国元老、革命偶像，彻底变成了“汉奸”的代名词。

 

从河内到上海：汪精卫的孤独之旅

 

“艳电”无实力派响应，被中央开除党籍，国内掀起讨伐“汉奸”浪潮，这使汪精卫陷入空前的孤独和困境之中。时过境迁，当汪精卫再度回想这个在河内度过的正月时，特别强调，他脱离重庆之后，并不想反对重庆，而日本的意见，他们也不明白，近卫声明只是原则，具体方案如何进行，“完全不明了”，因此他们决定，“暂守沉默，静观事态”，“把一个正月在静寂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这并非是实情。事实上，汪在河内的行动，远非消极，而其离渝的抱负，也不仅仅在发表宣言、表明立场而已。虽然汪伪政府之组织，经历各种波折与内部争议，迟至1940年3月方告成立，但早在1938年12月“艳电”发表之时，陈公博就向宋子良透露，汪宣言揭晓后，王克敏、梁鸿志等会随之响应，“将组织扩大傀儡政府”。

 

对于“河内时期”汪本人和汪系“和平运动”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只能从国民政府情报组织及军统特务的追踪记录中获得一些线索。情报的获取和利用，本身也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有些情报并不准确，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却往往是斗争双方获得信息并做出决断的渠道，因此生动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场”。1939年1月7日，11日，17日，国府情报组织国际研究所所长王芃生连续向蒋介石报告了汪派在香港的活动情形。

 

军统郑介民也向蒋介石报告了汪派为扩大“和平”运动，在香港组织机关的消息。另一位军统戴笠，向蒋报告了汪精卫亲信褚民谊、林柏生在沪港两地联络虞洽卿、林康侯等著名绅商，企图策动他们响应“和平”的消息。

 

汪精卫在河内和香港活动的经费从何而来？据陈果夫报告，汪曾嘱咐褚民谊，向上海的外商银行提取存款，褚民谊曾由汇丰银行提出50万元、70万元两笔现金，分别汇至香港和河内，供汪派和汪精卫本人活动之用。汪的亲信高宗武、曾仲鸣曾携带30万元，收买香港及内地人员，声援汪的“和平运动”。又白崇禧得到香港探报，日本特务机关1938年12月29日拨款300万元，以汪精卫的名义存入某银行，存款收据连同函件，均秘密交由褚民谊收受，该款项为资助汪从事反战、倒蒋活动的费用，可由汪自由支配。

 

步步惊心的暗杀行动

 

汪派在河内的行动极为诡秘。汪精卫从出走的那天起，就不仅只是倡言和议，而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积极展开反蒋、反政府活动。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斗争形势下，发生了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枪杀案。

 

亲身参与了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的金雄白，曾写过《一排枪、一摊血、一个政权》等一系列文章，认为这场由军统特务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所导致的曾仲鸣惨死、方君璧重伤，带给汪精卫无限的悲愤，激起他对重庆的极大反感，直接导致了汪与日本人的合作。将“和平运动”在1939年3月之后的发展，化约为汪个人的“复仇”动机，无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过于戏剧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河内枪杀案之后，重庆一边加紧了对汪的追踪与制裁，一边对越南、香港当局及法殖民部和英大使进行工作，设法促成越南、香港当局“坚决拒绝”对汪提供保护，或劝其离境。汪与重庆的斗争已进入你死我活的境地。严酷的“锄奸”形势，使汪精卫可以转圜的余地越来越小。无论其主观动机是否要打倒重庆，客观的对立形势已经形成——“和平运动”必然同时是分裂与反蒋运动。

 

重庆对于汪“和运”中人的武力“制裁”，也在同步进行。继1939年1月林柏生在香港遭利斧袭击，3月曾仲鸣在河内遭枪杀之后，戴笠又全力展开了对包括汪本人在内的汪派各重要人物的暗杀行动。

 

河内枪杀案之后，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和运”此阶段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身上。在高宗武之外，戴笠还策划、指挥了对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林柏生、沈次高、吴启鼎、汪曼云、丁默邨、汤良礼、万里浪、李士群、陈昌祖(伪航委会主席)、郑良斌(伪外交部秘书长)等大小“汉奸”的一系列制裁行动。戴鼓励特工人员，我们要“以血的事实，来表扬我们血的历史，发扬我们血的权威”。(《戴笠电平原》，1940年3月29日)承担制裁任务的“行动员”，可以领到数千至上万元国币的“准备金”，事成之后的奖金更高，根据目标的难度和重要性不同，从5000元到10万元不等。制裁李士群的奖金则高达15万元。而暗杀汪精卫的意义，更超出了金钱的范围。戴笠曾使人转告刺汪的行动员刘英：“英兄赤心为国，万分感佩。照目前中日之情势观察起来，某逆应从速解决……此万世不朽之勋业，万不可让捷足者先登也。”(《戴笠电张冠夫转刘海山》，1940年8月11日)

 

军统组织策划暗杀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枪击与利斧砍杀，还有制造车祸等。如策划制裁陈公博时，戴笠就指示陈恭澍，在陈公博所乘飞机抵达上海时，“查明其必经路径及汽车号码”，“准备十个左右之忠勇同志，租一卡车与之互撞，抱必死之心，谅可成功。”

 

制裁汪精卫的行动，除了著名的派遣原改组派成员戴星炳(静园)打入汪伪特工集团潜伏、伺机刺汪，后暴露被杀之外，戴笠还曾试图策反李士群，借以除汪。因李之为人“有政治野心，并具侠义行为”，且汪“全仗其护卫”。后得知“李逆无反正可能”，遂决议对李也予以制裁。戴笠还曾以4万元买通汪的保镖，试图对汪进行暗杀，并嘱咐“事成后应用中华铁血锄奸团名义留字条为证，万不可用中央名义。”汪精卫在致陈璧君电文中曾特别叮嘱：“蒋严令戴笠动作，数日来乱杀人，盼妹等严防。勿出门，勿见客，出门彼必以汽车相撞，见客尤不可测，至要。”凡此都可见，汪精卫在所谓“和平运动”中的处境是极端险恶的。

 

夹缝中的尴尬

 

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终于在日本人的安排、陪护之下，来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汉奸”的深渊。在去往上海的途中，据犬养健回忆，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舟行于茫茫大海之上，汪精卫“很高兴”，在甲板上，直率地表白了自己的“内心思想”：和平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

 

就理想层面而言，汪精卫无疑对自己的“和平运动”寄予了很高的热情和期望。犬养健回忆说，在从河内赴上海的途中，汪精卫告诉他，“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分别以不同形式热爱国家”。汪精卫说：

 

在我们和平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经做了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一切都是为了落后的亚洲的繁荣。这是我的唯一的乐趣。(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建立“和平政府”以展开“和平运动”，汪精卫说：“我有一些请求和希望。首先，切盼近卫声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要确确实实实行，如果不能确实实行近卫声明，我必免不了被责备说受了日本人之骗……如果真正能够名副其实地实行近卫声明，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必将落空。其次……希望日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和平政府的发展。”汪还提出，建立和平政府之后，必须拥有兵力，但这个兵力要绝对避免与重庆作战，绝不能发生民族间流血的惨剧。总之，汪所希望的，是通过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人树立和平合作的模范，以事实向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并非没有根据、从而诱导重庆政府走向和平，使其与日本从事全面的和平合作。”(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

 

然而，无论是日本人对汪精卫及其“和平运动”的态度，还是“和平运动”内部的情形，都远离了汪精卫所表达的这一理想。汪来到上海之后，“和运”中的人明显分成了两派，以陈璧君、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成立新政府；而陈公博一派，则力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从汪精卫在赴沪途中的谈话可知，汪支持陈璧君、周佛海组织政府的主张。

 

1939年5月1日，“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行将赴沪之前，戴笠特意托付杜月笙来到香港，会晤高宗武，从中探知了“和运”中人已分化为两派的消息。高告诉杜月笙，这两派，“一派主张蛮干到底，即为汉奸亦所不辞，一派只主张和平，减少国家损失，绝不参加卖国行动”，他自己属于后者。高表示，若汪将来果去南京组织所谓的联邦政府，他将“就报端表示态度，决不同流合污”。高还说：“和平两字，必先平，而后能和，欲求其平，须有武力作为后盾”，汪既无后盾，又身入虎穴，纵获和平，而苛酷条件无法避免，“是等于亡国，绝非本人所能赞同。”后来，高宗武、陶希圣果然脱离了“和平运动”，从高与杜的此番谈话看来，“高陶事件”的发生早已埋下伏笔。

 

事实上，当汪精卫孤注一掷地离渝出走，把自己放置在重庆政府和整个中国抗战阵营的对立面上时，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不但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敌人，也受不到日本人的重视。汪精卫一到上海，孔祥熙就向蒋介石报告了汪所处逆境的消息：

 

 (1)汪确于5月11日乘日本军舰来沪，寓东体育会路土肥原贤二旧宅，唯土肥原本人已赴满洲任某军司令职，并未参加诱汪工作，故现由影佐祯昭前来负责接洽。汪等正在积极筹组伪政权，“恐总须热闹一场，但决无能力”。

 

 (2)汪自命为日本之交涉对手，现在却完全陷入日本的掌握之中，“深被牢笼，不啻身手全被束缚之囚犯，一切听命于人，毫无自由……”

 

 (3)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表示，他对汪精卫的活动并不赞成，仍希望与重庆方面联络。孔祥熙则表示，若喜多有诚意，应该首先使汪精卫自行撤销其活动，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此才有商量余地。(《孔祥熙呈蒋中正》，1939年5月30日)

 

这些消息都表明，汪此时已陷入重庆与日本夹攻的尴尬处境中。

 

关于这一阶段汪精卫的对日交涉情况，根据戴笠派驻上海特务探听得来的消息：

 

第一，汪精卫所答应日本的条件，比较重要的有：1、承认满洲国;2、加入防共协定;3、日本定五年内撤完在华驻军(汪坚持二年内撤完，日方许于防共协定签订后考虑);4、日本在平津内蒙长期驻兵;5、双方不互相赔款，但青岛日商损失应赔偿，日本另拨款项救济中国难民;6、中日满经济合作。

 

第二，汪精卫自称，目前对产生中央政权的步骤问题，颇费踌躇。有人主张，先召集一国民党代表大会，授权汪着手组织政府，但代表大会无法凑集法定人数，仍不能取得合法地位；另有人主张，先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由此会议产生国民政府，又恐此种政府无法律根据。周佛海主张，两者合力进行，一面召集代表大会，不计法定人数，只要有会就行，一面组织中政会产生政府，然后提交代表大会追认。

 

第三，连日与日本间谍接触所得消息，海军将领须贺彦次郎、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影佐祯昭、陆军将领和知鹰二、兴亚院调查官楠本实隆等人，对汪精卫的努力均无良好印象。须贺认为，汪精卫的做法极少有成功的希望，因汪至今坚持使用国民党旗及国旗，“这叫日本如何向前敌将士解释”；楠本称，汪之实力乃“纸老虎”，不可靠，欲日本取消华北、华中两伪政权，则“太不识相”；影佐表示，汪应亲自到东京一行。(《戴笠呈蒋中正》，1939年5月31日，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伪组织动态》)

 

戴笠还报告蒋介石说：日本已召开五相会议，商讨对汪办法及所提条件，此条件待国会通过后，将由内阁发表“拥汪宣言”，然后，汪精卫在国内某地召集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拥汪政府”。汪向日本所提条件“甚大”，要求“所改组政府须有绝对自由”，不容随意指派日本顾问，“且仍欲保持青天白日旗”，此乃“敌人对汪条件首感困难者”。

 

据马超俊所派密探自港传回的消息，在汪赴东京之前，陈公博等人曾联名电汪，劝阻其东渡，电文中称：“某等对此未敢苟同，天下知赵孟所贵，赵孟能贱。”汪复电称，此行目的“在试探敌方主和真意”，执意赴东京一行。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携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等人，从上海搭乘日本海军飞机，飞往横须贺追滨的海军机场，6月10日起，汪分别与日平沼首相和陆海军、外务、大藏等各大臣会面，开始了“日汪密约”的谈判。

 

汪日密约的交涉过程，在日方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录。汪精卫离开东京后，周佛海等人留下来继续同日方交涉，这场从6月延续至12月的谈判，彻底粉碎了汪精卫的“理想”，将他从一国之政治领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傀儡。

 

犬养健回忆录中说，参与谈判的影佐祯昭、堀场中佐等人都认为，兴亚院向汪精卫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其中“恬不知耻、蛮横无理”之处甚多，“完全强化了占领政策”。如果实行了这个提案，华北将从中国独立出来，海南岛也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地盘。“恐怕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甚的傀儡政权了”。

 

今井武夫则认为，本来在重光堂会谈中，高宗武主张在建立政权时，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地区，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日本未占领地区，由汪派军队占领，建立与重庆对立的和平政府。现在却改变方针，要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建立政府，“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纵然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可以促使重庆改变抗日政策，但汪政权本身已变成傀儡政权，“连他本人也将被视为卖国贼而为国民大众所唾弃”。

 

1927年国共分裂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受到共产党与蒋介石政权的双重打击，那时汪曾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今天，汪又一次陷入了被“夹攻”的境地。日本人在看清汪的软弱并把他当成傀儡来对待的同时，又加紧了对重庆的直接媾和。事实上，正如犬养健所说，在日本陆军的头脑中本来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是日本为掩盖近卫“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条约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

 

日方派遣的秘密谈判代表刘大山告知戴笠，日本陆军将官和知鹰二表示，日本对华作战诸将官均认为，“汪无力量打倒蒋委员长”，日本天皇认为，“非与蒋委员长直接谋和平，中日和平断难实现，与汪精卫言中日和平，乃是自欺……中日和平之进展办法，最好中日两方先行停战一月，由国民政府派遣代表提出条件，日本亦派出代表磋商接纳，最好请蒋委员长派遣白崇禧为代表，在桂林会商。”

 

戴笠则明确告知刘大山，中日之间“并非无和平可言”，但是日本若不能将汪精卫驱逐出国，“中日断无和平可言”。至于所谓和平条件，“应由日本提出，中国看日本是否真有和平诚意，是否真能尊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整，方有和平之可言。”戴笠也曾对其手下毛人凤等人强调：“敌决无力延长对华战争，但敌亦不至轻易言和。如敌方不放弃汪，不驱逐汪，中日断无和平可言。如敌不能以平等互惠为交涉原则，中日亦无和平可言。”

 

“一杯毒酒”

 

在这种腹背受击的险恶形势中，1940年1月初，“和平运动”的两个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突然脱离汪精卫，秘密逃离上海，来到香港。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全文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汪与日本“梅机关”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揭露了汪日谈判经过和密约内容。同日，高、陶又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及褚民谊、周佛海诸人，奉劝诸人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重庆《大公报》亦全文刊载了《高陶电汪等盼望悬崖勒马》的电文。这对于已陷入困顿的“和平运动”，无疑是雪上加霜。

 

“密约”的公布，使日本的侵略野心与“和平运动”的软弱本质昭然若揭，汪精卫等人百口莫辩。事发后，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愤极之余，彻夜未睡……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汪也痛恨不已，对陈璧君说：“我等忠厚太过，深为愧愤。”

 

高、陶脱离上海后，1940年1月6日，曾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阐明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点原因，其中包括新政权不能解决中日问题，日方对汪政权之成立已不重视等。在联名电汪之外，高、陶各自也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劝汪悔悟。然而，汪精卫丝毫没有因高、陶之言行而有所动摇，更坚决地迈出了组织政府的步伐。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终于在南京成立，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对于汪的选择，陶希圣将之解释为汪偏执而决绝的性格。他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但是，真正影响汪精卫之政治选择的，与其说是性格，毋宁说是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作为一个高层政治领导人，即使在“和平”运动已经变质，完全背离最初的理想时，汪精卫仍不肯放弃。在获悉高、陶秘密离沪之后，汪曾致电高、陶，表明心迹：

 

去年11月杪至12月中，弟坚持不让，致谈话停顿，两兄见之。其后，对方有所让步，弟遂亦让步，两兄亦见之。弟不苟于上台，亦不苟于不上台。以国家今日，惟战与和，既不能战，则为和辟一条道路。战不能必胜，和亦不能必成。有战败而死之民族英雄，亦有和不成而死之呆子。弟能任其一，而不能徘徊两者之间、袖手而旁观，以坐待国之亡。此弟所与两兄异趣，而不能苟同者也。

 

可见，决定汪精卫一意组织新政府的真正原因，首先在于对中国之“不能战”的根本认识。既不能战，则唯有和，凡事有成亦有败，战不能必胜，和亦不能必成，汪既然选择了“和”的道路，也就准备好了承担失败的代价。其次，对于重庆政府和蒋介石个人的仇恨，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形势中，不断被激发。事实上，以汪的身份和处境，在1940年初的形势下，除了成立新政府，硬干到底，已无路可走。

 

周佛海是汪精卫“和平运动”中组织伪政府态度最积极、行动最得力之人，也是汪伪政府最重要的官员。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的“和平救国”理想破灭的整个过程。1941年2月27日，他写道：“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悲剧的落幕

 

汪精卫的晚年，心情是悲苦的。褚民谊在他的“自白书”中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汪先生……既为救民而来，而又不能有强过临时、维新两政府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胁，竟至闭门痛哭。”(褚民谊《自白书》，《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1944年1月，汪精卫走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3年12月19日的一场手术，取出了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但诱发了一系列感染。1月8日，汪身体忽然发热，背部剧痛，初疑为伤口复发，后又诊断为风湿神经痛。1月29日，汪精卫致电周佛海：“弟伤口已完全平复，数日来寒热疼痛，乃系着冷以致风湿，竟至不能行动……下届院议，当请思平或民谊任代主席，公博兄如能来代国防会议主席最好。清乡会议则展期。”(《汪兆铭电周副院长佛海》，1944年1月29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算是对重要人事问题做了一个安排。

 

此后两个月中，汪精卫一直不能站立与行走，精神至为焦虑。3月4日，汪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但自此一病不起。1944年11月10日，日本人致电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汪兆铭今晨6时体温40度，脉搏128，说呓语。”当天下午4时，汪精卫在新愁旧痛中，客死东瀛，走完了其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耿耿“护林心事”，付与东流。此后，作为一个“汉奸”的符号，他在中国人的政治理解和历史情感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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