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2月15日讯】12月8日晚，公益名人邓飞在微博上发布湖南桃江县桃花江镇“老人连续自杀，只为不拖累子女”。这条微博第二天迅速在网络发酵，引来上千人评论。记者前往该镇崆峒村调查发现，用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已成为当地老人心中比较好的生命终结方式。在近8年里，崆峒村仅其中一个生产组就有5位老人自杀身亡。（新华网12月13日）
桃江县，桃花镇，崆峒村……这些地名听上去就像是世外桃源，神仙的居所。外人绝对难以想象，对生活在“仙境”中的一些老人而言，活着是比死去更让人感到绝望的事情。要么自杀，要么在准备自杀——这就是新闻所揭示的崆峒村老人的普遍境遇。
农村老人频频自杀，4年前媒体曾有报道。在湖北京山县农村，有“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当地人对此习经为常，只要是一个人死亡时年过60年，无论是老死、病死还是自杀身亡，都被当做“白喜事”来办。有老人自杀了，在村子里惊不起一丝涟漪。
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镇的崆峒村，老人自杀也被视为一件“正常”的事情。有村民说，只要满足年龄在7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经济条件差、子女生活比较困难、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这样几个条件，老人自杀就是“明智的选择”。
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到5倍。无论是冷冰冰的数字，还是新闻为我们揭示的个案，都指向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悲凉境遇。当城市的老年人在公园里遛狗、在广场上跳舞的时候，许多农村老人还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等到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那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新闻中说，生活保障不足、医疗保障不足、晚年精神孤独，是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三大原因。归结起来其实就是4个字：老无所依。
曾经看过一篇分析农村养老危机的学术文章，大意是说，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孝道是支撑养老体系的基本伦理，具体做法就是“养儿防老”，这被社会普遍接受并遵守，但维系传统孝道的不只靠纯粹的儒家教条，真正维系孝道绵延数千年的是具有华夏特色的土地所有制，即耕地为自耕农所有。在田产作为主要资产的农耕时代，长辈在家族中地位极高，如果子女不孝顺，家长可以把田产变卖或者赠与他人。随着农耕社会的解体和农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长辈无法以地权激励或惩罚晚辈，虽然孝文化依然被社会所倡导，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也写进了法律条文，但由于孝道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然崩塌，因此养老危机在农村地区大范围出现。
这篇文章在剖析原因上颇有道理，但我不能认同作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说，应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制度资源来救急，孝道观念在现实社会还是普遍存在的，只需一点点制度激活，比如允许农村老人转让土地权利，子女可能就变孝顺了。我认为这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构想，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化时代不可逆转，“养儿防老”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必然难以维系，即便农村老人拥有处置土地的权利，区区几亩薄田的损失也不足以对“不孝子孙”构成震慑。而现实中农村青年不能赡养老人未必全因“不孝”，很多时候是自顾不暇。
真正的问题在于，从农耕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家族（长辈）权威、长幼尊卑有序的传统伦理不再是维系乡村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力量，社会资源分配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政府和市场手中。而与此同时，现代政府福利养老和金融养老制度尚未真正惠及农村。置身于“工商社会”的城市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无论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城镇居民养老险，虽然高低有别，至少不会让老人活不下去。而农村老人就不同了——新闻中说，崆峒村的老人每月只能领到55元的养老金，连吃饭都不够；虽说生了病有新农合医保，但自费部分对贫困老人而言也是高得吓人。
在一个GDP全球第二、国民人均收入迈入“中等偏上”的国家，农村老人频频自杀是整个社会的耻辱。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农村老人因数十年忍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福利不公，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基于道义也应该给予他们晚年生活一些制度性补偿。而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意味着“养儿防老”越来越不现实，政府和社会必须为每个公民承担起基本的养老责任。农民老无所依的困局，只能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层面寻求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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