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了巨变，经济上有了长足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了很大改善，精神空间在很多方面也更加丰富、多元……你的写作题材应该可以更广阔了，但是为什么你还要孜孜不倦地盯住社会上受苦受难的底层弱势群体和人士？
廖亦武：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可能脱离他自身的经历、体验。我坐牢获释之后，不过是从一个小监狱到了一个大监狱，长期与这些人厮混，听他们讲故事。过去与文人诗人聊天，都慷慨激昂，如何打倒朦胧诗，如何占领一个山头云云；而这些底层人士，苦难，又无耻——其实我也谈不上给他们“代言”，只不过他们讲的那些故事，刚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些层面的本质东西。
那时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混混么，他们在我面前讲什么，都没有顾忌。例如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国画家、一个六十多岁的光棍。他给我讲了他卖出第一幅画《贵妃醉酒》的经过。他说，他从成都到了深圳，和一个卖旅游鞋的港商说好，请他看看画，港商要他到一家美容院后面碰头。刚刚从八十年代过来，这个画家还残存一些献身美术事业的理想，心里犯嘀咕：怎么不约在一个拍卖场合或者在美术馆见面？哪怕在茶馆见面谈谈也更合适啊。买家定的地点，他只好去。绕到那个美容院的后面，是一家KTV的包间。画家将门推开，迎面看到三个赤条条的人——两个小姐和那个港商，都脱得一丝不挂地站在门口欢迎他，港商说：我们这叫“坦诚相见”！（众笑）
他没有办法，只好进去，也得脱得精光，“坦诚相见”。一番讨价还价，四千港币成交。港商说，现在的形势一片大好，老邓南巡了，什么都可以搞了，旅游鞋可以进来，“鸡”也可以进来，鸦片也可以进来，一切都可以进来，除了民运分子！（笑）然后他们将VCD打开，放起了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他们这光溜溜的两男两女，肩并肩手挽手，好像在奥运开幕式上似的，对着屏幕跟着一起唱：“……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哄堂大笑）
那个港商说，我们不能光唱呀，还得干哪，不能浪费资源呀！画家不解：干什么？港商说，小姐都是付了钱的，资源不能浪费，我是很节约的呀！这个画家没有办法，只好嫖了一把——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嫖妓。谁知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那个地方痒，长了些小红点点，他得了尖锐湿疣。气得他大骂：他妈的港商太狡猾了，经济特区太堕落了，害得我卖画的钱都用来治病了！
这个例子就说明，邓小平南巡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推行的政策带来什么后果？他用了一个非常垃圾的价值观来改造人。西方人跟中国做生意，他们搞的还是这一套，给你找个小姐——只不过就是没有性病的而已，把西方商人搞得安逸得不得了，生意就谈成了！
从老毛到老邓，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巨变。如果说老毛的年代，中国是个红色的炼狱，那么老邓以来的时代，中国就是一个人民币的地狱。人在这里陷下去，很难找到什么方向、很难自拔、自救。我通过写作，正好记录了这么一个过程：人们在爱国的理想被中止之后，变得无耻，你不无耻，不消解苦难，把苦难解构掉，就无法生存。但人一无耻，就陷于另外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要活下去，只能变得更加无耻。——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秘诀，一直到今天！
（本文略有删减）
来源:《明镜月刊》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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