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告别经济增长奇迹(图)

作者:黄益平 发表:2011-07-26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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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流动性全面紧张,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困难日益加重。

深究起来,这些问题都与两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紧密相关。当初政府实行财政扩张,银行不计后果地发放贷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长率。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弹甚至世界经济的复苏。

但是,国际投资者的心态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年初,世界经济刚刚踉跄地走上复苏之路,一些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今天看来,这一担忧可能过于悲观,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房价飙升之后早晚要发生回调;天量信贷之后可能出现不良贷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额融资,也可能使得财政体系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的成功与经济风险的恶化,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这个模式在过去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比如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通过大约十年的稳定增长来消化过去政策的一些后遗症,很难想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要保障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告别“中国奇迹”。

增长过于平稳并非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自有其内在逻辑。改革以前经济增长缓慢,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报复性的反弹。

中国特定的经济模式有许多特征,但核心是两条。

一是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追求GDP增长,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就是姚洋教授所称的“生产型政府”,因为GDP增长事关官员的升迁机会,导致地方长官像企业CEO一样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二是在改革期间推进非对称的市场化进程,在基本实现产品市场化的同时,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场的政策扭曲,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提高投资回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扭曲必定导致部分经济活动异常活跃,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难以避免。

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自然好说,一旦增长疲软,政府就会竭尽所能地刺激经济增长。单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政府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宏观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执行能力可能还令其他国家的政府羡慕不已。

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固然要追求稳定,但以这种方式把经济波动都熨平了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经济下行就像感冒,身体不适但可以帮助杀毒。而中国政府就像中国的许多医生一样,动不动就用抗生素,虽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体素质反而下降了。

比如,全球危机期间中国银行拼命放贷,就十分值得担忧。它至少说明,国有银行多年来在外资银行的帮助下辛苦建立起来的风险控制体系,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现在的通胀压力和地方投资项目的财务困难,其实都是当初大力“保增长”的后果。这次也许中国还有能力消化这些问题,但无法再经受几次类似的折腾。

进入常规发展阶段

尽管“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但究竟能否实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目标,最后却颗粒无收。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政府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这样的短期目标。正因为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自2003年以来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有些学者认为,一些官员和国有企业合流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更加关心的是,能否真正告别“中国奇迹”,步入“常规发展”阶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是要改变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第二是要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过程,消除对生产、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扭曲,纠正经济结构的失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改变成功实现,那么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常规发展阶段,也许增长速度会放慢一些,但质量会更高、结构会更平衡、增长也会更加持续。

第二个方面的改变十分关键。实际上,如果把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看成无市场经济,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至多也只是个半市场经济(产品市场已经形成,但要素市场还没有实现)。现在有必要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一步做起来难,但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政府不断调整资源价格,并将利率市场化提上了议事日程。最近劳动工资大幅上升,也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消费的加速增长和地区经济的平衡。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可能更难。其实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过度追求GDP的问题,过去也试图采取一系列校正措施,比如计算绿色GDP、强调民生的重要性,以及在一些重要政策如社会稳定和计划生育等方面采取一票否决制。但其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如果指标体系过于复杂,不但执行难,监督也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要靠增强民众在官员任命、升迁上的发言权。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改变过度追求GDP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现在政府“保增长”,说是靠财政、货币政策,最后其实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但一旦酿成问题,埋单的还是纳税人。换言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称,这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可以存在,但其垄断地位必须打破。因此,即使单纯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来看,推进政治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

防范“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结果会怎样?其实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已经对此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8%,2010年更高达48%以上。如此高的投资率,显然会影响到投资回报率,最近一段时期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实并非偶然。经济结构需要适当的比例。这样的投资回报,自然难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样,中国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起飞成功了,增长却很快停滞不前。拉美国家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经济缺乏创新能力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另外还要多出一个问题,就是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政府集中大量资源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资源和环境等方面还消耗掉了不少未来的增长机会。如此延续下去,中国经济的希望又在哪儿呢?

过去八年,中国在调整结构方面毫无进展。收入增长尽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同样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的原因。

因此,中国要放弃单纯地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来源:财新网-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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