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流动性全面紧张，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困难日益加重。
深究起来，这些问题都与两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紧密相关。当初政府实行财政扩张，银行不计后果地发放贷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长率。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弹甚至世界经济的复苏。
但是，国际投资者的心态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年初，世界经济刚刚踉跄地走上复苏之路，一些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今天看来，这一担忧可能过于悲观，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房价飙升之后早晚要发生回调；天量信贷之后可能出现不良贷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额融资，也可能使得财政体系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的成功与经济风险的恶化，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这个模式在过去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比如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通过大约十年的稳定增长来消化过去政策的一些后遗症，很难想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要保障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告别“中国奇迹”。
增长过于平稳并非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自有其内在逻辑。改革以前经济增长缓慢，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报复性的反弹。
中国特定的经济模式有许多特征，但核心是两条。
一是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追求GDP增长，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就是姚洋教授所称的“生产型政府”，因为GDP增长事关官员的升迁机会，导致地方长官像企业CEO一样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二是在改革期间推进非对称的市场化进程，在基本实现产品市场化的同时，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场的政策扭曲，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提高投资回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扭曲必定导致部分经济活动异常活跃，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难以避免。
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自然好说，一旦增长疲软，政府就会竭尽所能地刺激经济增长。单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政府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宏观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执行能力可能还令其他国家的政府羡慕不已。
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固然要追求稳定，但以这种方式把经济波动都熨平了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经济下行就像感冒，身体不适但可以帮助杀毒。而中国政府就像中国的许多医生一样，动不动就用抗生素，虽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体素质反而下降了。
比如，全球危机期间中国银行拼命放贷，就十分值得担忧。它至少说明，国有银行多年来在外资银行的帮助下辛苦建立起来的风险控制体系，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现在的通胀压力和地方投资项目的财务困难，其实都是当初大力“保增长”的后果。这次也许中国还有能力消化这些问题，但无法再经受几次类似的折腾。
进入常规发展阶段
尽管“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但究竟能否实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目标，最后却颗粒无收。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政府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这样的短期目标。正因为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自2003年以来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有些学者认为，一些官员和国有企业合流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更加关心的是，能否真正告别“中国奇迹”，步入“常规发展”阶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是要改变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第二是要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过程，消除对生产、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扭曲，纠正经济结构的失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改变成功实现，那么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常规发展阶段，也许增长速度会放慢一些，但质量会更高、结构会更平衡、增长也会更加持续。
第二个方面的改变十分关键。实际上，如果把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看成无市场经济，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至多也只是个半市场经济（产品市场已经形成，但要素市场还没有实现）。现在有必要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一步做起来难，但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政府不断调整资源价格，并将利率市场化提上了议事日程。最近劳动工资大幅上升，也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消费的加速增长和地区经济的平衡。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可能更难。其实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过度追求GDP的问题，过去也试图采取一系列校正措施，比如计算绿色GDP、强调民生的重要性，以及在一些重要政策如社会稳定和计划生育等方面采取一票否决制。但其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如果指标体系过于复杂，不但执行难，监督也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要靠增强民众在官员任命、升迁上的发言权。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改变过度追求GDP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现在政府“保增长”，说是靠财政、货币政策，最后其实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但一旦酿成问题，埋单的还是纳税人。换言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称，这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可以存在，但其垄断地位必须打破。因此，即使单纯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来看，推进政治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
防范“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结果会怎样？其实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已经对此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8％，2010年更高达48％以上。如此高的投资率，显然会影响到投资回报率，最近一段时期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实并非偶然。经济结构需要适当的比例。这样的投资回报，自然难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样，中国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起飞成功了，增长却很快停滞不前。拉美国家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经济缺乏创新能力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另外还要多出一个问题，就是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政府集中大量资源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资源和环境等方面还消耗掉了不少未来的增长机会。如此延续下去，中国经济的希望又在哪儿呢？
过去八年，中国在调整结构方面毫无进展。收入增长尽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同样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的原因。
因此，中国要放弃单纯地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