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十年前的“十一”(图)

作者：李慎之发表：2010-09-29 15:48

一九四九年“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胡风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象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泽东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三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是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十一”。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着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人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起来了。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就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样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儿。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观看庆典的民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然而最重要的史实都被掩盖了，埋藏了。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而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是未完成的革命的继续。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不提至今无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三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

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击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刚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料在六月份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

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戎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

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泽东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泽东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的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口，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过。我还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说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消声匿迹了。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骗骗人的空话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前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轶事，缺乏理论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

五十年间民族的大灾难、大耻辱统统不见了。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谓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是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1999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全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他们竟视若无睹，轻轻放过。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一事与打砸美国大使馆这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只是师毛泽东“气可鼓而不可泄”，“个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点”的歪理邪说，以大搞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顾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并不相信法轮功，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是有信仰自由吗？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论现实多么令人难以满意，我还是抱着千家驹老人八年前在苏联瓦解后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过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二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垄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权，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属稿，十月九日完稿

本文刊于香港《动态》2000年5月号，日本《百年》第8期2000年3月

根据《李慎之文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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