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漫谈:从中国到香港

2009-05-05 23:07 作者: 金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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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六四后赴美「休息」不归。其回忆录透露在香港任新华社社长时做统战工作的秘闻。(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

●中共特工来港已如过江之鲫,许家屯透露有六千人之谱,他们潜入各敏感角落,大报告,小报告不断地传入大陆,而令人不知不觉。

最近,一位朋友和我聊起大陆的告密风波时,问我知不知道温家宝是怎样可以做到总理的?为甚么当年赵紫阳身边的人都被整下去了,惟有他不仅幸免,还能高升为国家领导人?他是不是揭发了赵紫阳的秘密,反戈一击有功?

我说,这是一个「大胆假设,无法求证」的问题。但是,我们熟知中共不仅有监视人民的系统,也有监视党内高干的系统,有一批人专事秘密监视他人,向特定组织密报,他们的手段很多,不是盯梢跟踪那样简单,他们是告密者和告密的策划者,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告密。

毛时代告密是制度化的社会行为

在中共历史上有件出名的密闻:杨尚昆窃听毛泽东案。毛在六十年代时有专车秘密出巡之举,作为中南海的大管家,中办主任杨尚昆自然知道毛的行止。那年代毛的独裁作风正在步步高升,领导层跟不上他那些别出心裁的指示,政治局乃做出一个决定在毛的车厢内录音,以便高层紧跟领袖。不料,负责录音的士兵在六一年春某天和张玉凤开玩笑,学她在毛面前说话声,张转身报告毛,毛大怒。事发,不仅处分了许多人,而且成为文革中杨尚昆反党,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一大罪状。文革后,杨表示录音是毛本人同意的,指六一年事件中销毁大量中央领导人讲话录音带,「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此事相当离奇,证诸多位当事人的说法,可以分析,一定是毛不愿人知的私房话被录音,才会大怒。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共对于「秘密」的高度敏感。这件事不仅引人遐想,其戏剧性在于,中共擅长的控制手段「探秘」,竟然弄到了党的最高领袖身上。

一场场整肃下来,互相残杀,少不了无情厮咬,指著鼻子栽赃,面对面诬陷,背靠背揭发,那是告密的疯狂升华,告密变为集体的社会行为,虚拟的指控可以导致酷刑和虐杀这是毛时代每个政治运动的常态。

毛之后的中国,那种疯狂失去了市场和信仰,真正的告密行为,可能更为通行和有效。如果我们将告密定义为「向权势以秘密的方式告发别人的秘密」,可以说,在毛时代这种屈服于恐惧、威胁的自保欲的选择,是很多告密者的无奈,那么,在毛后时代,更多告密行为则是出于利益的追逐。尤其在权力层,在官场,可能是一条发达的捷径。共产党高干要爬到万人之上,绝对要取得党的领袖的信任,这信任特别突出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敌斗争坚决。敢斗、心狠,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上位,就因他们敢关闭自由化的上海报纸(世界经济导报)、敢于镇压西藏骚乱,而被邓小平等元老所看重。

另方面是在内部敢于揭发异己者、离经叛道者和被党列入整肃对象者的问题,和他们划清界限,显示对当权领袖的忠诚。这方面的表现大多不为人知,属于告密范畴,是一种勾心斗角的「潜规则」。

这一明一暗的两方面,可谓中共高官晋升的不二法门,几十年来,在其间打滚挣扎,无论成败得失,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那是他们政治审查、考核的主要标准,他们对上如此,下级对他们也如此,个个心知肚明。

从冯亦代的自述,可以看到在中共统治下一个最歹毒的传统,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和谎言,把任何违背人类良知乃至人性本质的行为,予以合理化、美化,甚至神圣化,大规模的杀戳,对阶级敌人不仅消灭还可以剥皮吃肉(广西文革人吃人),学生可以把老师踩在脚下,用皮带抽死......都是正义的革命行动,那么,告密只是一席人肉大宴的「小菜一碟」。过去可以革命的名义,今天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几十年来,人权、个人尊严、隐私这些起码的道德概念,全部被颠覆、被铲除,告密自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以上就中国这个极权社会而言的若干随感。正如不少朋友谈到过的,在毛时代那样惨烈的人吃人的背景下,人都变成了野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告密自然相当普遍,岂能尽述。我们在揭露告密的丑恶时,更应该清算那些赤裸裸的暴行,追究施暴的凶手。

香港的统战卧底已经无孔不入

那么,在香港这个社会感受又如何?不妨引证许家屯回忆录所记的两个小故事。这位前港共领导人说到他在任时对香港名流的统战工作。有一次他请香港政界名人罗德丞吃饭,没料到罗坐下来就单刀直入发炮:听说你们共产党很善于搞情报,我是不会为你们效劳的。一下子弄得许社长很尴尬,他连忙说误会、误会,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大家交个朋友。许家屯还提到,有人问他大陆派了六千名特工来香港,有无其事?许说,他不知情,因为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不是都归他管的。许写道,后来他上北京开会,有机会见到分管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当面问他,有没有六千名情报人员在香港?乔石的回答是,「恐怕没有那么多吧。」

可见,香港这个「情报中心」,中共绝不会缺席,也不会示弱。回归之前,要和港英当局斗,搜集英国人的情报;回归之后,要监视港英余孽和民主派,预防变香港为反共基地。六四以来,香港又是一个「平反中心」,要掌控「反中乱港」的颠覆活动。二十年来,中共在港的统战情治活动时有所闻,工作对象涵盖各界,如曹二宝文章所示,中共派出干部已是管治香港的第二势力,其中情报统战自然是重要部分。这些人员的主要手段脱不了向上级打报告,可以是大报告、小报告,当然,也是告密。让被告者、被害者完全蒙在鼓里。而告密者、加害者可能就在同一家公司,甚至在你亲友中。

香港和西方国家一样,理论上对公务员是不作「政治审查」的,私家公司请人当然更无政治背景之考究,美国法例不准共产党员取得绿卡和入籍,但是要瞒天过海也大有人在,出神入化的谍报者更不必说。香港虽有一国两制的铁丝网,北京、广州要派个人来,那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近年来,不断传说中共之统战特工、卧底密探,已如过江之鲫,打入(或客串)香港各敏感有影响力的单位。对他们选中的人物实行人盯人式的专案监视,使这个表面上的自由之都的神经末梢都在他们的电脑软件之中,传媒老板和公众人物,是其重点。不过,不少统战对象,也学会了与之周旋的适应性,玩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游戏,声言不合作的罗德丞便是一例。六四后,他接受中共慷慨资助,办亲中刊物,赚了一大把。

告密行为必伴以价值观的判断

行笔至此,似乎偏离了「告密」的习惯定义,此定义有其道德的规定性,相近于「出卖」「背叛」,而谍报、特工之告密则是一种专业职能,似无道德因素在内。殊不知这种告密功夫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庞大的拥有高科技与充足预算的情治系统,大牌制作占士邦??七塑造的不正是谍报英雄么?另方面,若知亲友为恐怖份子或诈骗案犯,可否秘密举报?中国古云「大义灭亲」原是一个正面含义的成语,源于春秋时代卫国大夫派家臣将儿子石原杀死,因为石原是弑君的凶手。周公诛杀亲兄弟管叔更是儒家倡导仁义的著名典故,意谓为了更大的正义,可置亲情于不顾。中共治下盛行大义灭亲,检举光荣,只是其义非义,扭曲了古训而已。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林彪之女林豆豆(立衡)在林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驾机出逃苏联的当晚,亲拨周恩来电话,举报父母与弟立果叛逃,让周恩来第一时间获得准确情报采取对策,向全国下禁空令。这大约是毛时代最大的告密事件吧。究竟林豆豆此举是大义灭亲还是出卖家人?不同立场,见仁见智。忠孝难两全?可见告密有时是可以影响历史的大事。

因此,谴责告密行为,难免伴随价值观之判断。写林彪事件者不胜枚举,却不见有人谴责林豆豆之告密,即使肯定林彪者可能也视之以细微末节不为足道,而黄苗子、冯亦代之流,便成为千夫所指。故可恶之告密只能定格于此:明知被告者并非不义(如反专制之思想、自由发挥之言论、无损公益之行为)而密告之,或违心而告之,或为名利所诱而告之,而行告密者身份属良民之辈。西方视告密为大缺德,应是包含这类基本规范。

广义上,研究告密,实在涉及人类社会的多重概念、道德、忠诚、仁义、阴谋、保密、叛变、善恶、真伪......不一而足。须知,构成这大千世界的,无非两大领域:公开的与隐秘的。而学问最大、最具公众兴趣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从科学的发现、新闻的爆料到政治的突破、战争的胜败,哪一项不是探秘、解秘的结果?人类保密的本能和探秘偷窥的欲望可谓无穷无尽。作为这种历史架构中的小流派--告密者群,也就断无终止之日。

我们只能期待,社会愈公正、愈开放、愈透明,那种和悲剧相连的告密者和告密行为将会愈少。而以一个「假」字著称的共产党中国,告密的土壤会越来越肥沃,人性的丑恶与脆弱也只会有增无减,在未来民主中国解密的档案中必有可观的积累。这是毫无疑义的。向善之道何在?可以告诫我们那心灵尚未污染的下一代记住两句谚语吧: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开放杂志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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