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六四后赴美「休息」不归。其回忆录透露在香港任新华社社长时做统战工作的秘闻。（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
●中共特工来港已如过江之鲫，许家屯透露有六千人之谱，他们潜入各敏感角落，大报告，小报告不断地传入大陆，而令人不知不觉。
最近，一位朋友和我聊起大陆的告密风波时，问我知不知道温家宝是怎样可以做到总理的？为甚么当年赵紫阳身边的人都被整下去了，惟有他不仅幸免，还能高升为国家领导人？他是不是揭发了赵紫阳的秘密，反戈一击有功？
我说，这是一个「大胆假设，无法求证」的问题。但是，我们熟知中共不仅有监视人民的系统，也有监视党内高干的系统，有一批人专事秘密监视他人，向特定组织密报，他们的手段很多，不是盯梢跟踪那样简单，他们是告密者和告密的策划者，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告密。
毛时代告密是制度化的社会行为
在中共历史上有件出名的密闻：杨尚昆窃听毛泽东案。毛在六十年代时有专车秘密出巡之举，作为中南海的大管家，中办主任杨尚昆自然知道毛的行止。那年代毛的独裁作风正在步步高升，领导层跟不上他那些别出心裁的指示，政治局乃做出一个决定在毛的车厢内录音，以便高层紧跟领袖。不料，负责录音的士兵在六一年春某天和张玉凤开玩笑，学她在毛面前说话声，张转身报告毛，毛大怒。事发，不仅处分了许多人，而且成为文革中杨尚昆反党，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一大罪状。文革后，杨表示录音是毛本人同意的，指六一年事件中销毁大量中央领导人讲话录音带，「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此事相当离奇，证诸多位当事人的说法，可以分析，一定是毛不愿人知的私房话被录音，才会大怒。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共对于「秘密」的高度敏感。这件事不仅引人遐想，其戏剧性在于，中共擅长的控制手段「探秘」，竟然弄到了党的最高领袖身上。
一场场整肃下来，互相残杀，少不了无情厮咬，指著鼻子栽赃，面对面诬陷，背靠背揭发，那是告密的疯狂升华，告密变为集体的社会行为，虚拟的指控可以导致酷刑和虐杀这是毛时代每个政治运动的常态。
毛之后的中国，那种疯狂失去了市场和信仰，真正的告密行为，可能更为通行和有效。如果我们将告密定义为「向权势以秘密的方式告发别人的秘密」，可以说，在毛时代这种屈服于恐惧、威胁的自保欲的选择，是很多告密者的无奈，那么，在毛后时代，更多告密行为则是出于利益的追逐。尤其在权力层，在官场，可能是一条发达的捷径。共产党高干要爬到万人之上，绝对要取得党的领袖的信任，这信任特别突出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敌斗争坚决。敢斗、心狠，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上位，就因他们敢关闭自由化的上海报纸（世界经济导报）、敢于镇压西藏骚乱，而被邓小平等元老所看重。
另方面是在内部敢于揭发异己者、离经叛道者和被党列入整肃对象者的问题，和他们划清界限，显示对当权领袖的忠诚。这方面的表现大多不为人知，属于告密范畴，是一种勾心斗角的「潜规则」。
这一明一暗的两方面，可谓中共高官晋升的不二法门，几十年来，在其间打滚挣扎，无论成败得失，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那是他们政治审查、考核的主要标准，他们对上如此，下级对他们也如此，个个心知肚明。
从冯亦代的自述，可以看到在中共统治下一个最歹毒的传统，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和谎言，把任何违背人类良知乃至人性本质的行为，予以合理化、美化，甚至神圣化，大规模的杀戳，对阶级敌人不仅消灭还可以剥皮吃肉（广西文革人吃人），学生可以把老师踩在脚下，用皮带抽死......都是正义的革命行动，那么，告密只是一席人肉大宴的「小菜一碟」。过去可以革命的名义，今天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几十年来，人权、个人尊严、隐私这些起码的道德概念，全部被颠覆、被铲除，告密自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以上就中国这个极权社会而言的若干随感。正如不少朋友谈到过的，在毛时代那样惨烈的人吃人的背景下，人都变成了野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告密自然相当普遍，岂能尽述。我们在揭露告密的丑恶时，更应该清算那些赤裸裸的暴行，追究施暴的凶手。
香港的统战卧底已经无孔不入
那么，在香港这个社会感受又如何？不妨引证许家屯回忆录所记的两个小故事。这位前港共领导人说到他在任时对香港名流的统战工作。有一次他请香港政界名人罗德丞吃饭，没料到罗坐下来就单刀直入发炮：听说你们共产党很善于搞情报，我是不会为你们效劳的。一下子弄得许社长很尴尬，他连忙说误会、误会，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大家交个朋友。许家屯还提到，有人问他大陆派了六千名特工来香港，有无其事？许说，他不知情，因为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不是都归他管的。许写道，后来他上北京开会，有机会见到分管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当面问他，有没有六千名情报人员在香港？乔石的回答是，「恐怕没有那么多吧。」
可见，香港这个「情报中心」，中共绝不会缺席，也不会示弱。回归之前，要和港英当局斗，搜集英国人的情报；回归之后，要监视港英余孽和民主派，预防变香港为反共基地。六四以来，香港又是一个「平反中心」，要掌控「反中乱港」的颠覆活动。二十年来，中共在港的统战情治活动时有所闻，工作对象涵盖各界，如曹二宝文章所示，中共派出干部已是管治香港的第二势力，其中情报统战自然是重要部分。这些人员的主要手段脱不了向上级打报告，可以是大报告、小报告，当然，也是告密。让被告者、被害者完全蒙在鼓里。而告密者、加害者可能就在同一家公司，甚至在你亲友中。
香港和西方国家一样，理论上对公务员是不作「政治审查」的，私家公司请人当然更无政治背景之考究，美国法例不准共产党员取得绿卡和入籍，但是要瞒天过海也大有人在，出神入化的谍报者更不必说。香港虽有一国两制的铁丝网，北京、广州要派个人来，那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近年来，不断传说中共之统战特工、卧底密探，已如过江之鲫，打入（或客串）香港各敏感有影响力的单位。对他们选中的人物实行人盯人式的专案监视，使这个表面上的自由之都的神经末梢都在他们的电脑软件之中，传媒老板和公众人物，是其重点。不过，不少统战对象，也学会了与之周旋的适应性，玩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游戏，声言不合作的罗德丞便是一例。六四后，他接受中共慷慨资助，办亲中刊物，赚了一大把。
告密行为必伴以价值观的判断
行笔至此，似乎偏离了「告密」的习惯定义，此定义有其道德的规定性，相近于「出卖」「背叛」，而谍报、特工之告密则是一种专业职能，似无道德因素在内。殊不知这种告密功夫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庞大的拥有高科技与充足预算的情治系统，大牌制作占士邦??七塑造的不正是谍报英雄么？另方面，若知亲友为恐怖份子或诈骗案犯，可否秘密举报？中国古云「大义灭亲」原是一个正面含义的成语，源于春秋时代卫国大夫派家臣将儿子石原杀死，因为石原是弑君的凶手。周公诛杀亲兄弟管叔更是儒家倡导仁义的著名典故，意谓为了更大的正义，可置亲情于不顾。中共治下盛行大义灭亲，检举光荣，只是其义非义，扭曲了古训而已。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林彪之女林豆豆（立衡）在林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驾机出逃苏联的当晚，亲拨周恩来电话，举报父母与弟立果叛逃，让周恩来第一时间获得准确情报采取对策，向全国下禁空令。这大约是毛时代最大的告密事件吧。究竟林豆豆此举是大义灭亲还是出卖家人？不同立场，见仁见智。忠孝难两全？可见告密有时是可以影响历史的大事。
因此，谴责告密行为，难免伴随价值观之判断。写林彪事件者不胜枚举，却不见有人谴责林豆豆之告密，即使肯定林彪者可能也视之以细微末节不为足道，而黄苗子、冯亦代之流，便成为千夫所指。故可恶之告密只能定格于此：明知被告者并非不义（如反专制之思想、自由发挥之言论、无损公益之行为）而密告之，或违心而告之，或为名利所诱而告之，而行告密者身份属良民之辈。西方视告密为大缺德，应是包含这类基本规范。
广义上，研究告密，实在涉及人类社会的多重概念、道德、忠诚、仁义、阴谋、保密、叛变、善恶、真伪......不一而足。须知，构成这大千世界的，无非两大领域：公开的与隐秘的。而学问最大、最具公众兴趣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从科学的发现、新闻的爆料到政治的突破、战争的胜败，哪一项不是探秘、解秘的结果？人类保密的本能和探秘偷窥的欲望可谓无穷无尽。作为这种历史架构中的小流派--告密者群，也就断无终止之日。
我们只能期待，社会愈公正、愈开放、愈透明，那种和悲剧相连的告密者和告密行为将会愈少。而以一个「假」字著称的共产党中国，告密的土壤会越来越肥沃，人性的丑恶与脆弱也只会有增无减，在未来民主中国解密的档案中必有可观的积累。这是毫无疑义的。向善之道何在？可以告诫我们那心灵尚未污染的下一代记住两句谚语吧：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