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曙光约好，四点在青年宾馆见面，他还约了另外两个媒体的朋友。四点一刻，我们三个来到黑监狱门口，周曙光在远处拍摄。马喜荣来到窗口要求出来，看守不让出，一边和当地驻京办联系。我们在窗外和她聊天，她说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警察盘问，查出了上访材料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被关押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聚集到窗前，这时马喜荣被看守推到里面，听到她对看守大声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阻拦我在这里？
那个曾经光膀子的凶恶打手骑个自行车从我们面前过去又回来，然后蹲在远处看着我们。几个看守在62中学门口盯着我们，周曙光就在他们身边。时不时有看守从我们面前走过。周曙光发来短信，"骑自行车的说，又来了！真记者假记者？揍丫的！"
我给滕彪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又来到了黑监狱，请他随时关注。
郭建光敲门问什么时候放人出来，对方说正在联系。看守们大概都到齐了，在胡同两头远处虎视眈眈，这样僵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辆经常停在黑监狱门口的面包车突然从外面开过来，在黑监狱门口停下，车上跳下来三个人，上来就打郭建光，周围的看守（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叫他们打手）也都围上来。耳光、拳头、脚踹，建光被逼到墙角，但他平静地站着，然后又一个看守冲过来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打倒在地。我就站在建光旁边，伸手轻轻阻拦。那一刻我不能完全排除内心的冲动，就像在国家信访局门前一样冲上前去对着凶徒的脑袋就是一拳，可是，我必须克制自己，必须让自己内心彻底平静，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受苦的。
几乎同时，我的脖子、胸部、脸上挨了拳头。那个光膀子的看守从后面猛踹我的膝盖后面，试图迫使我跪下，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计较的。他不断地骂，我就那么同情地看着他。
大个子看守一边打我一边大喊，"我们是政府行为，我们怕什么？有本事你打110？你现在就打？"我确实曾经考虑过打110，也考虑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直到现在我们也在收集证据准备举报。但是，我们也担心，举报有没有用，我第一次在这里被打，110就来了，警察看了看什么话没说就走了。我们能依靠什么？我们唯有能依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良心。
有看守指着远处的周曙光说他在拍摄。两个看守快速奔跑过去，郭建光大喊一声快跑，周曙光快速躲进了小胡同，看守们没追上。我当时也很担心周曙光被抓住，因为记录并传播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激烈的暴力之后，我们三人谁也没有离开，继续原地平静地等待马喜荣。这时一个基层干部匆匆过来了，接出马喜荣，高个子看守对着她怒吼："马喜荣你这样做以后你的事情我们再也不管了！"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包括对我们的殴打，包括对马喜荣的恐吓，都是给旁边窗户里的上访者看的。很多上访者虽然被强制带到这里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们并不反抗，一是因为反抗没用，二是他们还指望地方政府来接他们能解决他们的冤情。像马喜荣这样勇敢执着于一个公民权利的上访者是少数，他们比一般的上访者要承担更大代价。其实，那些不敢反抗的上访者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是够勇敢的了，他们为了内心的正义来到北京。
2003 年，孙志刚的死换来了成千上万没有城市户口却执着来到城市寻求富裕生活的人们的自由，他们不再担心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成千上万的渴求公正的人们来到北京仍然担心他们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黑监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尾巴，无数的上访者在里面被殴打，难道，这社会点滴的进步还需要另一个孙志刚吗？
接出马喜荣，我们离开。其实这一次我明白过来，马喜荣并没有获得自由，她可以跟我们走，但我们又能帮她什么？她只能跟着来接她的地方人员走。
看守们在我们后边吆喝着骂着。走过青年宾馆南门，我回头对看守说，我们还会来的。看守们立即冲上来，高个子大喊，你敢再来，信不信我现在就开车撞死你！一边说一边拉开车门上车。我很平静。光膀子看守再次冲过来拽我的西服，掐我的脖子，拽我的衬衣，把衬衣扣子拽掉了一个。然后我们离开了。
马喜荣拿出她的上访材料。她的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被交通肇事撞死，她不服法院判决，一直上访。她突然在我们面前要跪下，感谢我们的救助，为我们被打而痛哭。我扶起她。其实，我内心想说，我们被打不是吃亏，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是我们的荣耀。
在一个不公正成为常态的社会里，那些勇敢地站出来为正义而抗争的人们被这个社会无情抛弃，马喜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就被抓到这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但是，我们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点痛苦。我们也只能以这种受苦的方式给这里带来一点点阳光，以这种受苦的方式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份正气，以这种受苦的方式唤起国民的关注。
2008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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